导言 革新男性气质
第一部分 男性统治
  1 父权制的全球性
  2 女性功用
  3 支配性男性气质
第二部分 权利革命
  4 解放之初
  5 女性主义的战果
  6 何为解放？
  7 男性女性主义者
  8 国家女性主义
第三部分 男性的缺陷
  9 异化中的男人
  10 男性的病态
  11 男子气概的衰落
第四部分 性别正义
  12 非支配性男性气质
  13 懂得尊重的男性气质
  14 平等的男性气质
  15 打破父权制
结语 不正义的男人能干什么
致谢
注释
图片来源
出版后记

    革新男性气质
    男人在所有斗争中都奋勇争先，唯独性别平等领域缺了他们的身影。男人梦想解放一切，却唯独不关心女性的解放。除去少数例外，男人对社会中父权横行的现状已经非常适应。他们从中获益。在今天，同过去一样，性别特权在全世界肆虐。
    由数千年刻板印象和社会制度造就的传统雄性模型已然陈旧。它之所以显得过时且有害，是因为它是一台统治机器——不仅统治女人，还统治有着不合格男性气质的男人。关于未来，我们的梦想是：发明新的男性气质。改造男性气质，让它能够与女性权利共存，且不再兼容过去的父权等级制。这样一来，家庭、宗教、政治、商业、城市、引诱、性、语言就都可能被颠覆。
    在世界各国，无论女性地位如何，都出现了为整体的社会行为定义一种“男性伦理”（Morale du masculin）的迫切需要。我们该如何阻止男人嘲讽女性权利？就性别平等而言，怎样才算是“好男人”呢？如今，我们需要的是具有平等意识的男人，是对父权制抱有敌意的男人，是比起追寻权力更热衷践行尊重的男人。我们需要男人，但应是正义的男人。
    民主的盲点
    1791年，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在其著作《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中以这样的质问开篇：“男人，你有能力做到公正吗？这是个女人在向你发问。”在奥兰普·德古热去世两百多年后，当我们放眼世界，审视政府官员的构成、薪资的不平等、家务劳动的分配不均、伴侣在私人空间或公共场合的暴力行径时，我们依然会想知道：男人究竟有没有“公正的能力”？在这一层面，18世纪的民主发端、19世纪的工业革命、20世纪的社会主义兴起和去殖民化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我们的现代性依旧是个跛子。
    无论在哪里，都有数不清的组织或机构在讨论性别平等。然而，在我们当前的民主条件下，女性权利的实现依旧遥遥无期。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卢梭，再到约翰·罗尔斯，哲学家们普遍对这一问题兴致索然。他们思考的正义并不包含性别正义。为了自由，革命家们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但在自由有利于女性时例外。若能弥补这些空白，以性别平等为基础重构男性气质，我们就可以丰富我们的共同抱负。
    该从哪里开始呢？让我们先看两个例子：劳动分工和性暴力。在20世纪，社会的变化远快于男人的变化。时至今日，西方国家的大部分女性都能外出工作、追求事业、自己选择性生活，但男人却并未完全接受这些改变的必然后果。相较于过去，女人的视野变得异常广阔，而男人却在这个层面裹足不前，遵循着旧有的习惯——他们依然习惯指挥，习惯被伺候。一面是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面是对其的顽固抵抗，这种冲撞不断在每对夫妇间发生。作为性别（genre）[ 就目前学术界用语而言，sexe在法语中偏重指生理上的性别，genre则偏重指社会文化上的性别。有些中文文献将sexe译为生理性别，将genre译为社会性别。这种两分法近十年已备受批评。因为社会生活语境中的“性别”概念，即便是sexe，也并非单纯是生理区分的结果，而更多是政治和文化构建的产物。将sexe和genre以两分法的方式翻译成生理和社会性别已不再恰当。译者将视具体情况把genre一词适当译为“性别”“性/别”或“社会性别”。——译者注（本书脚注除另行标明外，均为译者注。）]不平等的集中体现，分工失衡带来的紧张关系是个体所经历的集体转变。正因如此，“构建男性气质运动”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及良好的意愿；它还体现着政治逻辑。
    同样地，MeToo运动已经表明，男性的定义需要重新讨论。它迫使男人去反思所有形式的性暴力。我们很难说MeToo运动带来了全民动员，但至少它的确引发了人们的反思。为何会有如此大量的性侵犯、性骚扰和强奸，且发生在一个对此漠然或相对容忍的社会氛围中？那条让我们不会或多或少成为韦恩斯坦[ 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是电影制作公司米拉麦克斯影业的创始人之一，被指控犯有多项性侵罪行。]的警戒线到底在哪里？我是个勾引者或渣男吗？
    此类担忧是有益的，但对引发改变而言还远远不够。从性别正义的角度来说，何为好父亲、好丈夫、好同事、好上司、好情人、好信徒、好领导或好公民呢？这些问题，实则是同时从个人和集体的层面去询问：如今，做个男人意味着什么？
    不再应该由女人去进行自我审查，扭曲人生选择，无时无刻不为自己辩护，因协调工作、母职、家庭生活和休闲娱乐而疲于奔命了。现在，该轮到男人去追赶这个世界不断前进的步伐并弥补延迟了。该轮到男人去质疑什么是男性，而非陷入那种因为知道怎么设置洗衣机就认为该给自己颁个奖章的现代英雄神话。然而，若没有整个社会在各个领域的支持——无论是立法、税务、社会保障、工作组织、公司文化、亲密关系中的举止、家庭教育、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还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种内省将毫无意义和成效。
    我们的国家是如此推崇平等和公正，却严重缺乏热衷平等和公正的男性。我们的民主制度存在一个盲点：性别正义。这需要消除性别不平等。男人们面临的挑战，不在于如何去“帮助”女人获得独立，而在于改变男性气质，使女性不用再屈从于它。
    新型男性气质
    与新石器时代、一神教、环球航行、现代科学、人权思想和独立运动这些革命不同，女性主义革命几乎没能动员男人。为什么男人在这场运动中几乎缺席？因为他们感到被针对、被威胁，但更关键的是，他们无法将其视为一场革命。事实上，很多男人都将它看作没有意义的骚动：往好了说，是场“风俗变革”；往坏了说，“不过是群女人搞出的事情”。
    无论漠视还是敌对，男人们的态度让女性主义者通常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于是，性别战争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当下：许多男性因女性主义者的诉求而感到被冒犯，一些女性主义者也拒绝与她们的“压迫者”合作。这两种立场其实都基于同一个前提，即男人不该与性别平等之事扯上关系。这种认识是错误的。1966年，人类学家热尔梅娜·蒂利翁（Germaine Tillion）曾写道，世间没有“只属于女人的不幸，也没有仅中伤女儿不波及父亲的堕落行径”。1她的文字提醒我们，女权即人权。而男人主动缺席的正是这一战役。现在设想一个联合两性的进步战线、一个更加包容的女性主义，有没有太晚？
    纵观历史，尼古拉·德·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莱昂·里歇尔（Léon Richer）、金天翮和塔希尔·哈达德（Tahar Haddad）等男性都支持女性解放。他们捍卫女性的人身权利、行动自由，以及在智识、公民生活和政治上的平等权益。他们呼吁女性的受教育权、工作权、投票权、自主权以及爱的权利。这些先驱挽回了男性因缺席此类斗争而受损的尊严。先驱们的努力让我们看到，女性遭受统治并非关乎性（sexe），而是关乎性别；并非生物原因带来的厄运，而是文化构建带来的恶果。因此，所有人都具备对抗的资格。女性主义是个政治选择。
    可是，尽管这些勇敢的思想家们期望让女人在权利方面“与男性持平”，他们却并没有打算去改变男人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社会权威，以及他们在性别上的主导地位。这些思想家们的立场慷慨，却并不自洽，只补救了结果而没有解决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让女人同男人“持平”的那种女性主义还不够彻底。禁止女性割礼、倡导夫妻间平等分工、在政界和商界建立性别平等：诸如此类的措施显然十分必要，但还远远不够。
    这样的均等模式（女人“同男人一样”）从18世纪末期便开始滋养女性主义，却几乎没有动摇任何男性特权，因为走在前面的女性总是在争取并获得那些男人已经拥有的权利。必须改变这种关系了。性别动力学要求我们采用一种新的模式，其中“男性”（le masculin）应在女性权利的视角下被重新定义。因为女人是通过自身努力换来的自由与平等，所以她们已经展现了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样子。现在该由男人来适应这种法律和现实状况了。
    所有行动都应从检视自身的意识开始。这种自我审视的工作首先应关乎掌握权力的人：政治家、高级公务员、公司领导、管理层、广告从业者、城市规划师、警察、法官、医生、新闻从业者、教师和研究人员。所有这些人都应去反省普遍意义上的男性气质，尤其是他们自身的男性气质。是否在一些情形下，只因为我是一名男性，我便在不知情也非自愿的情况下，获取了额外的好处？男性这个类别是否只能由力量、攻击性、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以及贬低他人来定义？为什么那些贬低女人的男人也同样会贬低部分男性，认为他们不够男人或是背叛了他们的性别？
    可以有一千种做男人的方式，“阳刚”只是其中的一种。我们可以设想男性女性主义者的存在，也可以设想那种接受自身女性气质的男人，憎恶暴力和厌女症的男人，放弃他被要求承担的角色的男人，以及不专横权威、不狂妄自大、不贪慕特权也不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代表了全人类的男人。新型男性气质能让男人从优越情结中解脱出来。
    性别正义和集体进步
    革新男性气质意味着理论化性别正义。性别正义的目标是“重新分配性别”，这与社会公正要求财富的重新分配是一个道理。然而，在考虑这样一个项目的社会、制度、政治、文化和性方面的含义之前，应该首先明白，我们所处的世界具有自相矛盾的特征：男性有着大量社会层面的欠缺，父权制却依旧持续存在。
    进步之所以困难，原因之一是对男性支配的历史这一相关领域的忽视。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男性和女性都察觉到雄性掌控着权力，但他/她们却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的。是的，我们必须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古代开始讲起，去考察那些男性不再作为一种视角，而成为一种普世和高等存在之代言人的时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追溯到问题的源头。想要对当下有所作为，就必须采取一个跨度够长的历史视角，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有待我们实现的改变有多么巨大。对男性的质疑就从这里开始。
    男性生而尊贵的思想催动着男人。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总是潜在地处于危机之中，被自己的支配权力所异化。自19世纪开始，女性主义的胜利、女人进入领导岗位以及家庭角色的重新界定撼动着整个性别等级。在20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里，工业霸权地位衰落，第三产业职位增多，这颠覆了男性的地位。无论在大学还是在就业市场，男孩逐渐必须同那些更加适应知识经济的女孩们竞争。
    一方面，父权制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对其的怀疑也不断增长。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事实上，男人的确在担忧，因为他们害怕失去支配地位。我们应抓住这个时机。是时候捍卫一种新型的社会构想，即性别正义了。性别正义包含一些“正义的标准”（不支配、尊重和平等）、一种“性别伦理”（即指导男性的准则）和一些“颠覆行动”（使父权制不再有序）。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种“有质量的社会关系”（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话来说，就是“与平等的人一起生活”）。如此，我们便可重新分配性别了。
    本书的观点将通过四个部分来展开。第一部分将重新追溯父权社会的形成，第二部分将阐述女性主义活动家及其斗争，第三部分会分析那些让男性在社会层面的欠缺日益显现的变化。总之，前三部分将会着重解释男人的权力是如何被建构再被动摇的。第四部分将说明，借着这一挑战，男性是可以被重新定义的。除了父权制之外，男人还有另一种历史，因此，也可以有另一种未来——新型男性气质。这类男性气质不但承认女性的权利，也同样承认不同男人的权利。
    我的思考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支撑的：男人的行为举止是怎样的，以及男人应该如何行为。用哲学术语来说，在阐明康德意义上行动的道德规范之前，先遵循黑格尔的传统对现实做出诊断是有益的。将现实概念化，期望应当期望的。为的是什么呢？集体的进步。
    本书是一篇社科文论，同时也是篇政治宣言，它所讲的关乎我们的幸福。它遵循了一个古老的传统：启蒙哲学家们阐释了幸福的观念，美国独立之父们则将其变成现实。法兰西共和国的奠基者于1793年断言，“社会的目标是共同幸福”。可他们忘记明确的是，共同幸福也包含性别平等。毕竟，没有男人的参与，性别平等的战役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大家或许会对我引用18世纪革命环境下的这句话感到惊异——那时的革命是由男人发起的，且所有的号召言论均以“先生们”开头。然而，这些雄性的确创造出了一个新世界。我们或许可以期待他们能像争取社会正义一样去追求性别正义。能否再发生一次八月四日晚间之故事[ 八月四日之故事是指1789年8月4日晚间，法国大革命中的法国国民制宪议会通过了《八月法令》。该法令废除了法国的封建制度。法国贵族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而这次是由男人集体去放弃他们的特权？缔造一个更加幸福的、建立在所有男人女人的权利之上的、有着自由的女人和正义的男人的社会：这便是未来几个世纪我们应为之努力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