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 注重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80 善用调查问卷收集情况——读马克思的《工人调查表》
1917 在精确观察中进行理性分析——读李大钊的《可怜之人力车夫》
1930 处处留心皆调查——读毛泽东的《木口村调查》
1941 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读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
1941 在全面调查中“解剖麻雀”——读李卓然的《固临调查》
1943 要发现事物的内部运动规律——读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
1943 在身入心入中细细体味——读林伯渠的《农村十日》
1943 用好蹲点调研这个重要一招——重温习仲勋的“郝家桥调查”
1947 敌人的失败教训也值得研究——读《蒋军七十四师的调查研究》
1955 用群众语言反映群众心声——读赵修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调查报告
1961 杜绝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重温田家英的“嘉善调查”
1961 聚焦一个样本进行跟踪调查——读胡乔木的《古云调查》
1961 敢于和不同意见的人讨论问题——读周恩来的《关于食堂和评工记分等问题的调查》
1961 奔着问题去，虚心拜群众为师——读邓小平、彭真的《北京郊区农村调查》
1961 在融入群众中见微知著——读刘少奇的《湖南长沙、宁乡调查》
1961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读陈云的《青浦农村调查》
1962 把调查研究变成一种习惯——读朱德的《江西山区农村调查》
1979 保持坚持真理、敢说真话的勇气——读吴庭美的《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
1990 把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作为调研的使命——读费孝通的《重访云南三村》
后记

    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进行科学决策的根本依据。1961年初，为了深入了解农村情况、科学调整农村政策，做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准备，党中央派出3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浙江、湖南的农村进行调查。广东组、浙江组分别由陈伯达、田家英负责，湖南组由胡乔木负责。
    胡乔木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其成员有《红旗》杂志编委王力，中共中央办公厅群众组副组长王愈民，国家计委农业处处长于明等同志，以及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毛华初、湖南省农业厅办公室副主任贺炳贤、湘潭地委办公室主任李炎巨、湘潭县委常委秘书赵荣球等。1961年1月30日下午，调查组一行径直住进了石潭人民公社古云大队的大队部。那是一栋土砖旧瓦屋，屋内相当潮湿，胡乔木住一个小间，调查组其他同志住一间长房开通铺。一进屋，胡乔木就自己整理床铺、点煤油灯，晚饭与调研组同志一起在大队部吃钵子饭、大锅菜，没有半点儿特殊。
    第二天一大早，胡乔木和调查组的同志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调查工作。在古云大队调查期间，他们走遍了4个生产队、25个作业组，深入公共食堂、卫生所、副业队、供销社、学校等地方，现场了解各类情况，面对面听取干部群众意见。由于当时农村“五风”问题较为严重，干部群众言行上稍有“落后”就有可能挨批斗，导致一些社员即使心中有很多意见，也不敢提出来。
    面对这一状况，胡乔木和调查组的同志选取了12户贫农和中农家庭，进行剖析式调查，全面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后家庭经济和生活变化情况，过去三年的生产、干部作风和执行政策情况以及他们的看法，对今后搞好生产、办好公社的意见建议等。调查时，除了宣讲政策、说明来意外，胡乔木还主动给村民递烟，同大家拉家常，然后边谈、边问、边议、边记，对村民们过去那些记得不是很清楚、说得不是很精准的事情，比如收入、开支等，调查组的同志则帮他们推算年月、计算数字。看到调查组同志的作风如此扎实、工作如此细致、为人如此和善，广大群众便慢慢打消顾虑，敞开心扉。为了多层面、多角度掌握更多情况，胡乔木和调查组的同志还在金泉生产队召集10多位妇女进行座谈，详细了解她们的生活状况和对农村公共食堂等各方面工作的看法。
    与群众走得越近，了解的情况就越多、越真实。调查期间，胡乔木还亲自下到田间，与社员们一边劳作一边聊天，看到、听到了许多开调查会、座谈会掌握不了的情况。比如，为了“大搞积肥运动”，队里干部只要见到路上有行人，不管对方是走亲戚还是有别的事情，先抓住挑10到15担“爱国肥料”才放行。还比如，干部要求村民凼子里放盐搞“人造尿”，力争早稻亩产三千三，等等。面对严重的瞎指挥、浮夸风，胡乔木痛心疾首地对大队干部说：“群众饭都吃不饱，患水肿病的人这么多，会要死人的，你们怎么还不向上面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