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章  美貌的神话
第二章  工作
  职业美貌资格
  职业美貌资格的背景
  法律支持美丽反扑
  职业美貌资格的社会结果
第三章  文化
  女主角
  女性杂志
  审查制度
第四章  宗教
  新宗教的结构
  新宗教的社会影响
第五章  性
  远非止于肌肤
  美貌色情与性虐待
  它是如何运作的？
  性战争：利润和魅力
  经验教训
  如何抑制女性的性意识
  年轻人的性意识：彻底变了吗？
  美貌对抗爱
  男性
第六章  饥饿
  容易至极
  第三次浪潮：运动的冻结
  厌食症的色情的一代
  偏离道路
第七章  暴力
  行走的伤员
  健康
  制度化的重新分类
  “健康”是有益健康的吗？
  利润
  伦理
  保护
  性手术
  麻木
  疼痛
  选择
  整形手术的未来
  优生
  铁处女挣脱枷锁
第八章  超越美貌神话
  言说
  责备
  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
  代际合作
  各个击破
致谢
注释
参考书目

    第一章
    美貌的神话
    终于，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女性走上了街头。在 20 世纪 70年代早期女性主义复兴之后的 20 年激进行动中，西方女性赢得了法律权利和生育权利，可以继续追求更高的教育，她们进入了商业与职业领域，推翻了古代人所尊崇的有关其社会角色的信念。一代人过去了，女性感到自由了吗？
    第一世界中富足、受过教育、解放了的女性能够享受到以前的女性不可能拥有的自由，但她们并不像自己希望的那么自由。她们感到这种自由的缺乏与某种东西有关，也就是说，与一些看似琐屑的问题，一些实际上不应怎么重要的事情有关，现在，她们不再能把这一感觉限制在她们的潜意识里。很多人羞于承认，这些琐碎的关注——对外貌、身体、面孔、头发、衣服的关注——是如此重要。尽管感到惭愧、内疚并否定了这类关注，越来越多的女性还是会疑惑：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否并非由于她们完全是神经质的，是否并非只有她一人如此，而是说，有种重要的东西其实正陷于危机之中，它涉及女性解放与女性的美貌之间的关系。
    女性打破的法定障碍与身体障碍越多，压在我们身上的美貌形象就越严苛、沉重而残酷。很多女性感到，女性的共同进步已经停止了；相较于早些岁月令人激动的势头，现在存在着
    一种令人气馁的混乱、分歧、玩世不恭的风气，尤其是一种疲乏不堪的气氛。在多年的频繁斗争和几乎很少得到认可之后，许多年长女性觉得热情已经燃尽；在多年以来将火炬的光芒视为理所当然之后，很多年轻女性几乎不再关心为火炬添加新的火种。
    在过去的 10 年里，女性打破了权力结构；与此同时，饮食失调指数式增长，而且整形手术也成为增长最快的医疗行业。在过去的 5 年里，消费性开支翻倍，色情成为主要的媒体类别，超过了正规电影和唱片的总和；33000 名美国女性告诉研究人员，她们宁愿减掉 10 磅到 15 磅体重，而非实现其他目标。更多的女性有了超出以往的金钱、权力、机会和法律认可；但如果从我们身体的自我感觉来看，我们或许实际上比我们未获解放的祖母感觉更糟。近来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克制、有魅力、成功的西方职业女性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不为人知的“私生活”正在毒害着我们的自由；在“美貌”观念的灌输之下，有一种厌恶自我、痴
    迷身体、恐惧衰老以及担心失控的阴郁心境。
    如此之多的潜在强大女性会这么认为，这并非偶然。我们正处于对女性主义的激烈反扑之中，它们利用美丽的形象作为一种反对女性进步的政治武器：美貌神话。这是一种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有效实施的社会性反应的现代版本。随着女性从家庭生活的女性迷思中解放了自身，美貌神话就接管了其失去的领地并进行扩张，在其衰落时实施扩展，从而继续其社会控制。
    当代的反扑是如此猛烈，因为关于美貌的意识形态是古老女性气质意识形态的最后残留，它仍有力量控制那些因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而变得相对不受控制的女性：它已经变得更为强大，以接管母性、家庭、贞洁、被动性等神话已不再能实现的社会压制。此时此刻，它正试图在心理上偷偷取消女性主义实质上公开为女性所做的一切有益之事。
    这一反扑的力量挫败了女性主义在西方女性生活的每一层面所贡献的遗产。女性主义给予我们法律途径来对抗工作中的性别歧视；但英美立刻进化出了判例法——它把基于女性外貌的工作歧视制度化了。家长制宗教衰落了；但新的宗教教条——运用早期崇拜及教派的思想改造技术——又一次围绕着年龄和体重而兴起，它在功能上取代了传统仪式。女性主义者
    受到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激励，打破了家务产品广告商对女性通俗报刊的控制，正是这些人在推销女性奥秘；但立刻，节食和护肤产业成了女性知识空间中新的文化审查官，并且，由于它们施加的压力，瘦弱而年轻的模特取代了快乐主妇，成了成功女性气质的仲裁者。性革命促进了女性性欲的发现；但“美貌色情”在女性的历史中首次人为地把商品化的“美貌”与性欲直接而明确地联系在一起，它入侵了女性主义主流，破坏了女性新兴的，还很脆弱的性方面的自我价值感。生育权令西方女性能支配自己的身体；但时尚模特的体重却骤减，比普通女性体重低 23%，饮食失调指数式增长；群体的神经质增加了，它利用食物和体重剥夺了女性的支配意识。女性坚持健全的政治参与；但是入侵性的新技术，潜在致命的“整形”手术的急速发展，重新运用了对女性进行医疗控制的旧形式。
    大概从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每一代女性都必须对抗她那个时代的美貌神话。“一切都无足轻重，”女性参政论者露西·斯通（Lucy Stone）在 1855 年说道，“如果我不能保有对我身体及其使用的绝对权利，那么有权选举、有权拥有财产等都无足轻重。”80 年之后，在女性已经赢得选举权之后，在组织化的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业已平息之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下：离女性说出她们身体的真相仍将有数十年的时间。1962 年，贝蒂·弗里丹引用了一位困于女性迷思的年轻女性的话：“近来，当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我是如此害怕我会看起来像我妈妈那样。”8 年后，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描绘了“刻板印
    象”：“她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美丽的，甚至于美丽这个词本身 ……她是一个玩偶 …… 我讨厌这种掩饰。”这预示了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巨变的来临。但尽管有第二次浪潮的伟大革命，我们其实并没有被豁免女性的负担。现今，我们可以俯瞰那些被毁掉的路障：一场革命已经突然发生在我们身上，并改变了它道路上的每一件事物，自那时以来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足以让婴儿成长为女性，但最终的权利仍未得到充分主张。
    美貌神话诉说了一个故事：被称为“美丽”的那种品质客观而普遍地存在着。女性必然希望去拥有它，而男人们则必然会想得到体现出这种美丽的女人。体现出美对女性而言是必要的，对于男性却并非如此，该情况是必然而自然的，因为这是生物性的，是性别上的，也是符合进化论的：强壮的男人为美丽的女人而战，美丽的女人则在生育上更加成功。女性之美必须与她们的生育能力相关联，并且因为该系统是建立在性别选择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是必然的、无可改变的。
    以上这些全都错误。“美丽”就像黄金标准那样是一个货币体系。与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它由政治决定。并且在现代西方，它是最后的也是最佳的信念体系，它保持了男性统治的完整。在一个根据文化上强加的身体标准而建立的纵向等级制度中，某种价值被指派给了女性。这表达了一种权力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女性必须以不自然的方式去竞争资源，但那些资源是男性划拨出来给他们自己的。
    “美丽”并非普遍的或不可改变的，尽管西方假称有关女性美丽的所有观念都源自柏拉图式的女性理念；但毛利人崇拜肥大的阴唇，而巴东（Padung）人则崇拜下垂的乳房。“美丽”也不是某种进化的功能，其观念改变的速度远远比物种进化更快，并且查尔斯·达尔文自己也怀疑他自己的解释：“美丽”是“性别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偏离了自然选择的法则；女性之间凭“美丽”而竞争，这是一条与自然选择影响所有其他哺乳动物的方式逆向而行的道路。人类学已经颠覆了女性为了被选择交配而必须是“美丽的”这一观点：伊夫琳·里德（Evelyn Reed）、伊莱恩·摩根（Elaine Morgan）等人已经摒弃了社会生物学有关天生的男性一夫多妻制和女性一夫一妻制的论断。更高级的雌性灵长类动物是性的发起者；它们不仅寻找许多伴侣并与其享受性爱，而且“在它那个群体的所有成员中，每个未孕的雌性都轮流处在最受欢迎的位置上。并且只要它活着，那一过程就一直轮次”。灵长类动物红肿的粉色性器官经常被男性社会生物学家引述，以类比与女性“美丽”有关的人类安排，但实际上，这在何时才成了一个普遍并且还是非等级化的雌性灵长类特征呢？
    美貌神话也不总是这样的。尽管富有的年长男人与“美貌的”年轻女人的配对不知怎么被认为是必然的，但在母系社会女神崇拜的宗教信仰里——它在大约公元前 25000 年到公元前700 年统治了地中海地区——两性的地位是相反的：“在每一种文化中，女神都有情人 …… 清晰的模式是年长女性与美貌却总不重复的青年配对——伊师塔和塔慕兹（Ishtar and Tammuz）、维纳斯和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 西布利和阿提斯（Cybele and Attis）、伊希斯和奥里西斯（Isis and Osiris）……他们的唯一功能就是为神圣的‘子宫’服务。”美丽也不是什么唯有女性去实现而只有男人去看的东西：在尼日利亚的沃达贝族部落（Wodaabes）中，女性掌握了经济权力，而部落痴迷的是男性美；沃达贝男人会一起花费数小时精心讨论化妆，并在由女性评判的选美比赛中竞争，他们用挑逗性的油彩和衣服装扮自己、摇晃臀部，表现得很性感。美貌神话并没有历史上或生物学上的正当理由；今天对女性所做的这些事并不是由于什么更崇高的原因，而只是现今的权力结构、经济、文化针对女性进行反击的结果。
    如果美貌神话不是建立在进化论、性欲、性别、美学或神学的基础之上，那么它基于什么？它声称与性行为、性欲、生活有关，是对女性的一种赞扬。但它其实是由情感疏离、政治、经济及性压抑所组成的。美貌神话与女性根本无关。它其实与男性体系和制度权力有关。
    在既定时期被视为女性美的那些品质，仅仅是那一时期中被认为恰当的女性行为的符号：美貌神话其实一直在规定着行为而非外表。女性间的竞争已被塑造为神话的一部分，这样，女性将彼此分离。年轻和贞洁（直到最近才不再如此）在女性中是“美的”，因为它们代表了经验上和性方面的无知。衰老在女性中是“不美的”，因为女性会随着时光而变得更加强大，因为女性代际之间的联系必须总是被打破，即年长女性害怕年轻的，而年轻女性也害怕年长的，美貌神话一举截断了女性的生命周期。最为紧迫的是，女性身份必须以我们的“美丽”为前提，这样我们将依然易于遭受外在认可的攻击，把我们极其重要的关乎自尊的敏感感官暴露于空气之下。
    虽然自父权制社会以来无疑就一直存在某种形式的美貌神话，但美貌神话的现代形式却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发明。当加诸女性肉体的束缚变得异乎寻常的宽松时，这一神话却繁荣了起来。工业革命之前，普通女性对于“美丽”并没有和现代女性一样的感受，后者是在与大众散播的身体理念的不断对照中体验着这个神话的。在如银版照相、摄影等大规模生产技术发展之前，一个普通女性在教堂之外很少接触到这类形象。因为那时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而女性的工作是男人工作的补充，一个女性若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妓女，其价值就在于她的工作技能、经济上的精明、体力和生育能力。身体上的吸引力显然有一定影响；但据我们所了解，对于普通女性来说，“美丽”在婚姻市场中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家庭这一工作单位被摧毁，现代形式的美貌神话在工业化巨变之后得到普及，城市化和新兴工厂体系对那个时代的社会专家称之为家庭生活“独立空间”的东西提出了要求，这种独立空间支持了一个新兴工种：白天离开家去职场的“养家糊口者”。中产阶级扩大了，生活水平和读写水平提高了，家庭规模缩小了；一个新的文化阶——有空闲时间的女——发展了起来，工业资本主义的进化体系正是依赖于她们对强制性家庭生活的顺从。我们关于女性如何看待“美丽”的绝大部分假设都开始于 19 世纪 30 年代之后，那时对家庭生活的崇拜才开始巩固，而美丽的标准被发明了出来。
    新技术第一次可以在时尚插图、银版照相、锡版照相和印刷页中复制出女性外表应该是怎样的。19 世纪 40 年代，第一张妓女的裸体照被拍摄出来；采用了“美貌”女性形象的广告最开始出现在 19 世纪中叶。古典艺术品的复制品、社交名媛和皇室情人的明信片、柯里尔与艾夫斯（Currier and Ives）的版画以及瓷雕小人像充斥了中产阶级女性所受困的独立空间。
    自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的中产阶级女性就像受到外在束缚一样，受着理念和刻板印象的控制。这一处境是该群体特有的，它意味着我们对“文化阴谋”轨迹的分析在涉及她们时是尤其可信的。美貌神话只是诸多新出现的、被伪装为女性领域之自然构成部分的社会虚构之一，它将那些女性更好地封闭于其中。其他这类虚构在同一时期兴起：要求儿童受到母亲的持续监护的童年观；要求中产阶级女性表现出歇斯底里及疑病症的女性生物学；认为令人尊敬的女性是性麻木的坚定信念；以及认为女性的工作全是诸如刺绣、织花边等重复耗时还很辛苦的差事。所有诸如此类的维多利亚时代发明都服务于双重的功能——尽管它们被鼓励作为一种无害的手段去消耗女性的精力和智力，但女性却经常用它们来表达真正的创造性和热情。
    尽管中产阶级女性在时尚、刺绣和抚养孩子上有创造性，但在一个世纪之后，随着郊区主妇的角色从这些社会虚构中演变出来，这些虚构的主要目的实现了：在史无前例的女性主义抵抗运动的 150 年间，它们有效地抵消了中产阶级女性危险的新闲暇、读写能力，以及摆脱物质束缚的相对自由。有关女性天生角色的这些耗时费心的虚构，使其自身适于在战后的女性奥秘之中再次出现，但当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把女性杂志为家务生活装饰的“浪漫”“科学”和“冒险”与郊区家庭生活区分开来时，这些虚构就暂时地失效了。让人腻歪的对“亲密无间”的家庭虚构失去了它的意义，中产阶级女性大量走出家门。
    所以虚构只是再次转换了它们的形式：因为女性运动已经成功地拆解了绝大多数必需的女性气质虚构，社会控制的所有运作曾一度覆盖了这些虚构的整个网络，现在则不得不被重新指定到仅存的那一方面，其行动因而要百倍地强化它。它在被解放女性的面孔及身体之上强加了所有的限制、禁忌乃至压制性法律、宗教禁令和生育奴役的惩——那些本都不再具有充分效力的限制。源源不断但又短暂地围绕着美貌的工作取代了源源不断而又短暂的家务事。随着经济、法律、宗教、性道德、教育和文化被强行放开以便把女性更公平地包括在内，另一种私人现实却殖民了女性的意识。通过利用各种“美貌”观念，它以其自身的法律、经济、宗教、性、教育及文化重新建构了另一个女性世界，而每一要素都与以前的那些一样是压制性的。
    因为西方的中产阶级女性最容易在心理上被削弱 —既然我们在物质上比以往更强大 ——所以美貌神话就像它在上一代人中再次出现时那样，不得不利用比以往更具技术性的诡辩和更加反动的激情。神话的现代武器是散播成千上万承载着当代理念的形象；尽管这种进攻一般被看成一种集体性幻想，但其实它几乎与性无关。这是男性主导的体制受到女性自由之威胁而召唤出的政治恐惧，它也利用了女性罪恶感和女性对自身解放的忧——我们潜在地恐惧自己或许做得过火了。这种意象的疯狂聚集是一种集体反动的幻觉，因为男性和女性对性别关系的急速改变感到震惊混乱，所以这种幻觉才产生：它是对抗变化洪流的令人安心的壁垒。把现代女性描绘为“美女”，这种大众叙述是对女性的一种否认：在女性正日渐成长、行动并表达自身个体性的地方，正如这一神话所表现的那样，“美貌”却被界定为惰性的、永恒的和共有的。“美貌”如此直接地否定了女性的实际处境，因而上述幻觉既属必要也属人为这一事实就很明显了。
    而这种无意识的幻觉正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且无处不在，这是由于如今市场的自觉操纵：强大的产业 1——每年 330 亿美元的节食产业，200 亿美元的化妆品产业，3 亿美元的整形手术产业，以及 70 亿的色情产业——已经在由无意识焦虑所构造的资本中产生，并且在一个日渐高涨的经济螺旋中，这些产业能够转而通过它们对大众文化的影响来利用、激发并强化那种幻觉。
    这并不是一种阴谋论；不一定是这样。就像个人及家庭所做的那样，社会也给自身讲述必要的虚构。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称它们为“致命谎言”，而心理学家丹尼尔·戈
    尔曼（Daniel Goleman）认为它们在社会层面起作用的方式就同它们在家庭内部起作用的方式一样：“这种共谋是以下列方式维系的 —或是把注意力从可怕的事实处转移，或是以一种令人可以接受的形式重新包装其意义。他写道，这些社会盲点的代价是破坏性的集体错觉。女性的可能性已经变得无限开放，以至于她们威胁要动摇一个男性主导的文化所依赖于其上的体系，而对男女双方而言，这种集体恐慌的反应都唤起了人们对一种反形象（counterimages）的需求。
    对女性来说，这种幻觉成了现实，成了某些太真实的东西。它不再只是一种观念，它成了三维立体的，它在自身中把女性怎样生存与怎样就无法生存结合在一起：它变成了铁处女（Iron Maiden）。最初的铁处女是中世纪德国的一种刑具，一个人形的棺材，上面画着一位可爱而微笑着的妙龄女郎的肢体和面貌。这不幸的牺牲者被缓缓地装入棺材之中；棺盖开始关上，固定住了那个牺牲者。女孩死——或死于饥饿，或是不那么残忍地死于插入她体内的金属钉。女性被困其中或是自缚于其中的现代幻象也同样严苛、残酷，也统一被美化。当代文化直接把注意力转向“铁处女”的意象时，也审查了真正女性的面孔和身体。
    为何社会秩序觉得需要借助规避真正的女——我们的面孔、声音和身体，并借助把女性的意涵简化为这些刻板而又无限复制的“美丽”形象来捍卫它自己？诚然，无意识的个人焦虑在创造一个致命谎言上可以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是经济需要在实际上保证了它。一个基于奴役制的经济体需要推广能够证明奴役制度“合理”的被奴役者形象。西方经济体如今完全是依赖于女性工资一直支付不足这一情况的。他们紧迫地需要一种让女性感到自己“价值低”的意识形态来对抗女性主义开始让我们觉得自己更有价值的方式。这并不需要某种阴谋论；这只是一种氛围。当代经济体目前正依赖于美貌神话中的女性形象。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家务作为一种‘更高等的天职’”这一观点为何继续存在：对于天生困于女性奥秘的“女性”概念，他觉得它“已经经由通俗社会学、杂志，以及小说强加于我们，它掩盖了一个真相，即女性作为消费者的角色对于工业社会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 对经济不可或缺的行为被转换为一种社会德性”。一旦女性的主要社会价值不再能被界定为实现有德性的家庭生活，美貌神话就把它自己重新定义为“获得有德性的美丽”，以便既能提供一种新的消费义务，又能为工作场所中的经济不公正提供一种新的正当性理——在这些工作场所之中，陈旧的辩护已经失去了它们对新近被解放的女性的掌控。
    伴随着“铁处女”的幻觉，另一种幻觉也出现了：用来丑化女性主义的夸张描述再次复兴，困扰着女性运动的步伐。这种夸张并非独创；它曾被杜撰出来嘲笑 19 世纪的女性主义。当时的代表人物露西·斯通，其支持者把她看成“女性魅力的典范 …… 如清晨般清新美好”，诋毁者则用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主义者的“常规报道”的方式嘲笑她：“一个大块头的男人化的女人，穿着靴子，抽着雪茄，像骑兵一样满口脏话。”就像贝蒂·弗里丹在 20 世纪 60 年代预见的那样，这甚至早于那种老套夸张的野蛮翻新版：“今天，女性主义者令人不快的形象并不像女性主义者自身，而是更像激烈反对各州投票选举女性的利益集团所助长的那些形象。30 年后的今天，她的结论显得比以前更加正确：这一复活了的夸张描述通过紧咬女性的私人自我意识不放，力图为女性的公共行动而惩罚她们。它们成了把新限制强加于各地有志女性的范例。在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成功之后，美貌神话得到了完善，被用来挫败女性个体在生活中各个层面上的权力。存在于女性体内的现代神经症像传染病一样在女性之中迅速蔓延。这一神话正在侵蚀女性在漫长、艰苦、光荣的奋斗中所赢得的领地 —这个过程是缓慢而又不知不觉的，我们还未能意识到这种侵蚀的真正力量。
    当下的美貌神话比迄今为止关于女性气质的所有奥秘都更为阴险：百年前，娜拉砰的一声关上了玩偶之家的房门；一代人之前，女性放弃了配备着各种家电并隔绝于社会的家庭这一消费天堂；但今天，女性却陷入了困境，根本没有甩门而去之处。当代美貌反扑的破坏性后果正在身体上摧残女性，并在心理上将女性耗尽。一种重负已经再一次从女性气质中被制造出来，如果我们想要把自己从这种重负中解放，首先需要的不是选票、说客或标语；而是一种新的观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