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前言
如实最好
  解放“内部书”
  雨辰
  读马列书为何事
  扶摇
  提倡编目录书
  谷林
  “不 改好”
  华然
  文雅一点，科学一点
  陆氧
  厚的著作和薄的著作
  赵鑫珊
  “连珠”略说
  陈汝法
  科学方法是什么？
  邱仁宗
  教育必须有爱
  梅沙
  求甚解反失其解
  吴方
  一封信引起的感触
  萧乾
  真话难讲
  贺星寒
  书籍的困惑与困惑的读书
  潘永祥
  怎样“介入”
  霍军
  读鲁思屑
  郜元宝
  城上已吹新岁角 窗前犹点旧年灯
  王振忠
  倒骑毛驴的阿凡提与信息时代
  索飒
  智者千虑
  陈红民
  我说“知识分子”
  王培元
  如实最好
  徐公美
  回译的困惑
  朱徽
  “误书亦妙”
  王东杰
  阅读钱穆
  张元
  药鸩武大郎？
  王道还
  文献综述与学术谱系
  熊易寒
  被忽略的“两种自由”概念
  唐科
  一个词的遭遇：“不可思议”在晚清
  王敦
  世间已无刘铁云
  刘弘逵
  意见一致，判决无效
  何柏生
说短论长
  从蝌蚪尾巴想开去 肖瑛
  说短论长 劳柯
  “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 赵建文
  读书与走路
  牧惠
  戏台天地
  汪曾祺
  苔的意趣与茶的滋味
  陈蝶沁
  钻他故纸，驴年去！
  葛兆光
  雅赌与俗装
  孙津
  是句号，还是问号？
  王林
  听雨·看月·弄水
  胡晓鸣
  禅房花木深
  章亚昕
  x与y的模式
  季羡林
  救治“单科室”综合症
  赵毅衡
  此情可待成追忆
  李公明
  屠龙无技
  秦凌
  另一片风景
  陈思和
  商品大潮与文化沙滩
  张抗抗
  失落的到底是什么？
  扎西多
  西南联大的启示
  谢泳
  还那女孩子一个真实的形体
  李汝伦
  京海两难
  吴福辉
  诺贝尔文学奖有世界意义吗？
  资中筠
  “见义”与“勇为”
  张宇燕
  生活在“别处”？
  李锐
  佛寺与宗教学系：相隔有多远
  何云
  日记是可怕的
  聂作平
  想象：被搁置的天赋
  周泽雄
  谁“懂”音乐
  姜云生
  从“建筑之树”说起
  顾孟潮
  从服装开始的改革
  葛剑雄
  文人的青春——文人的病
  毕飞宇
  月是古时明
  朱志泊
  “反礼教”的误读
  薛磊
  裤子与遮羞布
  野夫
  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广场
  石言
  与其他错么还不如你错
  苏迅
  英语是如何“热”起来的
  何南林
  有趣的“平均数”渲染
  王则柯
  天地人神的游戏与人的狂欢
  余虹
  医学的“混账”
  王一方
  真实的幻象
  夏雨天
  儒学遭遇的当代挑战
  石勇
  消费时代的“物”与“人”
  黄专
  “兰亭论辩”中的知识分子们
  曹洋
  不能遗忘的餐芳往事
  刘净植
  库哈斯嘲弄了谁？
  金秋野
蜻蜓点水
  理论文章的风格和个性 周修睦
  读史一得 燕祥
  义利论 如撇
  文化·寻根·语码 陈平原
  知不知，上 黄秋耘
  对个人幸福的追求 李银河
  腐败的正负功能 郑也夫
  “私人警察”和政府职能 俞燕
  千古一问 裘其拉
  知识分子和生活 崔卫平
  论坛上的使命感 李连科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忆沩
  略谈思想的作用 林毓生
  政治冷漠是不是坏事？ 燕继荣
  “大事业”情结 郑异凡
  警惕“真理” 雷颐
  优越论与国家犯罪 刘维成
  经济学的误区 王炯
  蜻蜓点水 何光沪
  准学术 卢敦基
  豁出“生存”搞“发展”
  吴国盛
  苏哈托的宿命
  徐怒
  格式化，异化
  朱剑利
  自由之一种
  李世杰
  研究乡民的公法权利
  夏勇
  承平日久 莫忘灾荒
  包来万
  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
  韩水法
  “生活政治”是一种什么政治
  红苇
  新的未必是好的
  房宁
  三权的历史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霍伟岸
  “行政分权”话古今
  张鸣
  小岗村的悖论
  王晓毅
  “诱民致富”与“政府致负”
  吴毅
  存在着，仅此而已
  袁筱一
  学者的良知与市侩的手段
  孙郁
  谁是最可怜的人
  刘再复
  傲慢与自卑
  汪丁丁

    # 解放“内部书”
    雨辰
    前些天，听到一位同志偶尔谈起内部发行图书的情况。据说，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七年，光北京的各出版单位内部发行的图书就将近一千五百种，有的出版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图书都是内部发行。内部发行的书太多，读者看不到，买不到，也就显得这些年来“书荒”现象更为严重。
    一些书之所以被定为内部发行，据说“理由”颇多。
    “理由”之一，是“唯心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宜公开”。被列人这类的是否都是吓人的毒品，姑且不论。就算是吧，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受了多年马列主义教育的人民的面前，这些东西就那样可怕吗？例如，马赫《感觉的分析》，伯恩施坦、考茨基这些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论集，难道人们一接触，就染成不治之症？其实是杞人忧天。我看，让我们的青年（当然是能读而且愿意读这些书的青年）接触这类反面教材，也算是经风雨见世面，不做“温室的花朵”，有何不好？至于研究工作者需要这类书，就更不待说了。
    还有不少可以斟酌的“理由”，这里不一一罗列。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像《通鉴纪事本末》、塔列尔的《拿破仑传》、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类研究历史的资料书、学术论著，有什么理由不能公开发行？
    多年来，内部书要按级别分配，也是一大发明。某些书“限省部级”，某些书“限地师级”，似乎级别越高，保险系数越大，而真正需要它们的研究机关和研究工作者，却常常望书兴叹！这些要“保险”的书，成了政治待遇，有权购买者不见得去浏览，而不少则流入一些青年之手，辗转传借，以致不明下落。有位同志慨乎言之说：“内部书在知识青年中泛滥成灾。现在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内部书。此风不戢，如何得了。”我倒不是说这些青年不可以接触内部书，而是证明按级分配往往同力求保险者的原意大相径庭。
    最近，听说出版部门在扫荡“四人帮”的妖氛毒雾之后，思想大为解放，原来内部发行的《战争风云》准备公开发行了，照老框框本要内部发行的《西行漫记》、《尼克松回忆录》，也决定公开发行。这确是读书界的一大喜讯。我希望出版界的同志们思想更解放些，让更多的“内部书”突破框框，解放出来，公诸读者。
    （原载一九七九年一期）
    # 读马列书所为何事
    扶摇
    在一位理论工作者的书室里挂着一条横幅：“读马列书所为何事。”这条横幅很好。特别是对于一些领导干部，能够经常想着这个问题，的确是非常必要的。
    据《宋史·文天祥传》载，文天祥抗元被俘后，宁死不降，英勇就义。他死后，人们发现他写了这样的话：“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那位理论工作者书室里的横幅，显然是从文天祥这话脱胎而来的。我们处在同文天祥完全不同的时代里，我们读的马列书是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它所揭示的真理是旧社会的“圣贤”们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我们为了捍卫和实现马列主义的真理，为了谋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应当不惜任何牺牲和代价。“读马列书所为何事”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我们。
    不少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千千万万的先烈们，都用出色的答案，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新的一代中，如张志新同志，也是一个光辉的典范。他们都是“庶几无愧”的。
    但是我们也有那么一些干部，挂着马列主义的牌子，居功自傲，大搞特殊化。老百姓还是那么困难，现代化还是一个长期奋……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