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朱维铮)
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朱维铮)
引言
1.局外旁观者
2.从总督幕僚到国王顾问
3.失败的内外使命
4.君主立宪派领导人
5.为了宪法和民主
6.“民国民”的沉思
7.在非基督教运动中
8.呼号抗日的“老青年”
9.国民政府委员
站在两个世界之间——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陆永玲)
1.三所大学的创始人
2.一位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
3.从震旦到复旦:1903——1905
4.新的希望:筹建函夏考文苑
5.无止境的追求:辅仁的创建
信仰与传统——马相伯的宗教生涯(李天纲)
1.“圣俗”与“中外”
2.天主教世家和早年教养
3.修士,神父,半途离会
4.息影土山湾
5.晚年的宗教思绪
6.中国教会自主运动的先驱
“函夏考文苑”考略(张荣华)
附录一 函夏考文苑文件十种
一 函夏考文苑议
二 为函夏考文苑事致袁总统条呈
三 致总统府秘书厅
四 致赵总理
五 致国务院
六 致张仲仁
七 致李孟鲁
八 致某某先生
九 仿设法国阿伽代米之意见
十 考文苑名单
附:梁启超书
附录二 马相伯先生筹设函夏考文苑始末(方豪)
一 前言
二 仿设法国阿伽代米之意见
三 函夏考文苑议
四 函夏考文苑发起人与初期人选
五 梁任公与马相伯、眉叔兄弟及函夏考文苑
六 计划中的函夏考文苑苑址
七 函夏考文苑的经费来源
八 函夏考文苑的尾声与流产
马相伯生平简表(廖梅)
国府褒奖令马相伯先生百龄庆典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马相伯先生祝百龄大庆的贺电
马相伯老先生百龄大庆祝辞(李登辉)
相伯先生寿言(邵力子)
祝马先生百年寿与民族复兴(应成一)
敬贺马相伯期颐大寿长卷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电唁马相伯家属
在复旦大学追悼马相伯先生大会上的报告(吴南轩)
祭马相伯先生文(于右任)
马相伯先生追悼大会启事
马相伯先生追悼会
我所见闻的马相伯先生(张若谷)
土山湾乐善堂旧闻(林驺)
马相老的新史合编直讲(石漱)
相伯夫子与复旦(复旦大学同学会)
马师相伯先生创办震旦学院之特种精神(陈传德)
马先生之言行(毛西璧)
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邵力子)
追念相伯夫子并略述其言行(于右任)
敬悼百岁老青年——马相伯先生(许涤新)
我所见一百一龄马相伯先生之生平(黄炎培)
马相伯先生事略(方豪)
怀念先祖父相伯公(马玉章)
爱国老人马相伯在桂林(黎远明)
马相伯先生印象片段(高平子)
1.局外旁观者
马相伯在三十五岁以前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旁观者。原因很简单,如李天纲下文所介绍的,这是由于马相伯从十二岁到上海,进入徐汇公学,此后十九年,他一直在教会内学习和任职。耶稣会的戒律不允许神职人员直接参与世俗的事务,马相伯对中国政治只能采取旁观态度。
上海不是静修的胜地,却是旁观政治的前沿。自从1842年上海根据清英《南京条约》被辟作对西方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那以后它就很快由一个江南小城变成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不仅如此,以后许多年,由于清政府顽强地抗拒西方国家在北京设置外交使馆,上海又成为中国主要的外交活动舞台。
还在《南京条约》刚签订不久,清帝国的官员和学者讨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大都同意这样一个结论:西洋人所以能战胜天朝,无非因为“船坚炮利”,所以只要学会制造坚固的军舰和新式的枪炮,便能对付这班野蛮人,这就叫“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我们不知道少年马相伯有没有读过根据林则徐的意见写成的这类著作,我们只知道马相伯刚到上海便十分注意观察外国人的技术发展程度。他首先表示不佩服西方的医疗技术。这不奇怪,中医讲究辨证施治,而西医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付皮肤病就用烙铁去烫脓疮,这在从小熟悉父亲医术的马相伯看来,当然是野蛮而幼稚的方法。他接着不佩服的是外国的军舰。有天随徐汇公学的教师登上停泊在黄浦江的外舰参观,马相伯特别留心西方的大炮,发现其装置与中国的土炮没有什么差别,不禁大失所望。他开始对清朝被英国打败,是由于技术不如洋人的解释,表示怀疑。
怀疑在马相伯的青年时代更加深了。1853年春天来自南方的拜上帝会的造反大军占领了南京,宣布它是“天京”,即天国的首都,随即又占领了长江三角洲的各大城市。各省的官僚绅士富商纷纷逃到上海。然而旧上海县城也出现了头裹红巾的由广东帮会“小刀会”为主的造反者,很快控制了市郊的农村,剩下的安全区只有英、法、美等外国殖民者统治的“租界”。徐汇公学设在法租界的西南边沿,没有受到“红头”攻击,却给年轻的马相伯提供了一个对比两种统治的机会。
所谓耳闻不如目睹,马相伯在长达五年多的旁观时期,还曾私自冒险钻进小刀会控制的城区,却惊奇地发现那里的市容反而更热闹了,居民生活得很自在。对照之下,租界内的华人,尽管身在安全区,却缺乏安全感。这不能不使马相伯思考。他没有想到租界设置是否合理,但想到了“长毛”“红头”,是不是像官绅们形容的那么坏?相传1860年,二十一岁的马相伯,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目睹了正在教堂作晨祷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同一位教民的谈话。这位乡村居民惊问那位赫赫有名的天国“王爷”:“也信上帝念耶稣经?”李秀成只是报以和蔼的一笑,并没有觉得这个问题亵渎了他的尊严。看惯了清帝国官吏在平民面前耍威风的马相伯,从中得出怎样一种反面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
马相伯的家族信奉天主教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八年(1580),但那是令人难以相信的。谁都知道利玛窦万历十年才从印度果阿来中国,过了十多年才到达南京传教。在这一点上,方豪比较慎重,他在《马相伯先生事略》一文中,只说“马氏久奉天主教”,而不说究竟有多“久”,很含糊,却比较合乎历史。
鸦片战争结束了清帝国的禁烟史,也结束了欧洲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传统的尊重。1842年耶稣会重新来华负责江南教务。昔日照管江南教务的澳门教区的葡萄牙人,唯恐得罪清帝国而损害自己的世俗利益。如今的法国人却极力逼迫清政府来扩展自己的“精神”利益。当然,1814年在欧洲重新恢复的耶稣会重返中国之后,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吸收信徒,并且急于迫使中国信徒放弃“异教”的文化习俗。
因此,马相伯身在耶稣会,要对本国政治做个旁观者也不容易。但马相伯的尺度,有一个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政治的现状是否对中国有利。
马相伯的传记,都提到他曾拒绝受聘为法国驻上海领事的翻译,理由是:“我学法国话,是为中国用的。”这种态度,不会得到耶稣会在华当局的赞赏,他们认为马相伯有“排外”思想。
其实马相伯的“为中国”态度,与晚清的中国一般士绅的“爱国”是有区别的。他不认为中国等于某一王朝,因而也不认为爱国必须忠君。他在徐汇公学长期接受西方教育,通晓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欧洲语言,除了学习宗教经典,还读了很多的西方哲学和历史的著作,深受近代西方的民主和人权的思想影响。他后来总是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人权利平等,总是强调国家是个法人团体,从君主到平民都必须服从宪法,总是抨击“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的专制思想,这都应该说是属于非中国传统的政治主张。
因此,马相伯和他的弟弟马建忠,在徐汇公学读书时,对于外籍耶稣会士往往表示十分反感。马建忠曾随马相伯一起入修道院,“以中外修士待遇不平而退出”,后来去巴黎留学,“有以白种人自傲者,必折之使服”;马相伯终于脱离耶稣会,也由于“他对外国教士的不满意”(见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马相伯先生的生平及其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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