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  底层逻辑：这样穿，为哪般？
  粉色思潮
  青春无畏
  “法式女孩”情结
  巴塔古驰
  薯片上的鱼子酱
2  表象：时尚与广阔世界
  穿经典蓝套装的打工人
  她是谁？
  我为何不能成为你？
  审判安娜
3  高跟鞋：为父权制打扮
  燃烧女子的凝视
  紧身裤冒犯了谁
  政治与时尚：女性现在赢不了
4  月亮靴和连体裤：时尚的未来
  制服的暴政：为你想要的工作而打扮
  本能作祟：为何我们越穿越相似？
  高级定制的身体
后记
延伸阅读

    紧身裤冒犯了谁
    我爸给我的唯一时尚建议是：永远不要穿任何可能妨碍你逃离危险的衣服。这条建议虽然透着悲观，但极为现实。从高跟鞋到铅笔裙，女性时尚的许多标志性元素不仅让穿着者感到不舒服，甚至可能在关键时刻拖慢脚步、危及生命。女装所承载的规训向来多于男装，即便在今天，仍有人对女性穿着舒适、便于行动的衣物感到不安。女性在权利方面取得的进展与依旧承受的束缚（尤其是在身体自主权和生育自由方面）在时尚中得到了映射。在一个依旧试图通过穿着来控制女性身体的社会中，舒适自在地穿衣无异于一场小型革命。
    但“为自己而穿”的历程并非一条直线，更不是以全面解放为终点的英雄故事，而是自身需求与社会期待之间的持久拉扯，是自由与融入的对抗。随着休闲装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中变得可接受（新冠疫情推动了这一趋势，令舒适成为许多人的首要考量），时尚的自我决定运动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二元问题：我们是谁与我们希望被看作的样子。我们是为自己而选择舒适，还是为吸引或打动他人而牺牲舒适？为了看起来“得体”或“好看”，我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限制自己的行动和自由？我们是否想用衣服来重塑或展示自己的身体？我们是否愿意在享受真实自我之名下摒弃一切外在标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脚踩5英寸高跟鞋、身穿绷带裙的女性就一定是自我厌恶，也不代表套着宽松运动服的女性就更接近自我实现。每个人的选择会随身份、情境、心情而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未变，迎合他人对你外貌的期待，确实能带来某些好处。
    以上这些话题汇聚在最具争议的时尚辩题之一中。最近，从学校行政人员到电视主播，再到一些愤怒的母亲，大家都在与一个共同的“敌人”作战：紧身裤（leggings）。为人畜无害的几英尺氨纶争论，看似荒诞，实则反映了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对女性身体的规范化，尤其是对那些在某些方面不符合主流标准的身体的管控。这种管控从小就有，常以校园着装规范的形式出现，并且总是带有明显的性别双重标准。2015年马萨诸塞州科德角的一所高中禁止女生穿紧身裤和瑜伽裤，除非搭配长款上衣。校长称，规定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帮助她们适应未来的职场生活。对此，校内高年级学生会主席西娜·艾奥鲁波提亚说：“我们穿紧身裤并不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而是因为它真的很舒服。”同年，学生们开始用标签“#学校教会了我什么”分享与着装规范相关的故事：“短裤和吊带背心太不得体了，会让男生分心”“在学校露肩太危险了”“女生的着装规范比男生的复杂太多”。在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中学，学生们公开反对因“太让男生分心”而禁止穿紧身裤的校规。新泽西州蒙特克莱的一所高中，学生们举着标语抗议着装规范中的性别偏见：“肩膀可太性感了——从未有人这么说过！”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舞会礼服被批评有伤风化，女生被要求必须穿胸罩（我所查到的胸罩故事几乎都发生在高中）。违反着装规范的学生被迫穿上所谓的“羞耻装”作为惩罚。讽刺的是，这些规定原本是为了减少干扰，让学生专注于学业，但最终，羞辱与惩罚反而成了影响学业的重要因素。
    校园着装规范通常对女性、性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进行针对性约束。学校往往会对穿紧身裤或类似服饰的大码女孩进行身体羞辱，而身材“标准”的学生则较少受到指责。2017年南卡罗来纳州一所高中的校长因发表争议言论而登上新闻头条。他明确表示，除非尺码是0或2，否则不允许穿紧身裤。如果这一切看起来像是美国式清教主义的极端延伸，那么我们将目光投向新西兰。一位校长声称，规定裙子长度是为了“保障女生的安全，防止男生想入非非，并为男性教职工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这种说法将男生和男性教职工塑造成潜在的受害者，而女生则被视为加害者。
    这类着装规范频繁出现在青春期的关键阶段，尤其是在初中和高中。在这一时期，女孩对自己身体的认知常常像是把身体当作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手榴弹。紧身裤不仅仅是一件衣服，它触及我们关于女性身体、自由与权力的所有敏感神经。它既被认为过于休闲，又被视为过于性感，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双重束缚。因其舒适性和实用性，紧身裤在某些语境中被赋予男子气概；而因其紧贴身体、勾勒曲线，又在其他语境中被贴上过于女性化的标签。2017年美联航拒绝两名穿着紧身裤的女孩登机。事后，航空公司回应称，她们是通过员工家属特别项目获得机票的，该项目有更严格的着装规范。同一航班的另一名女孩为了顺利登机，在紧身裤外套了一条连衣裙。乘客香农·沃茨在推特上曝光此事，迅速引发热议。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这一着装要求并不适用于男性乘客，有个孩子的父亲穿着膝上短裤，却“没有任何问题”。
    穿紧身裤的女性不仅被性化，还因“引发”男性的不当联想而被指责。2015年早间访谈节目《福克斯与朋友们》邀请一组男性嘉宾点评穿紧身裤的女性。主持人问其中一位“德高望重的父亲”是否“对女性在公共场合穿紧身裤感到自在”。接下来，三位穿紧身裤的女性依次登场。其中一位被评价为：“身材真不错，显然有在健身，可以多穿紧身裤。但如果周日去教堂，还是不太合适。”这位女性回应说，她穿着紧身裤感到非常舒服。新闻媒体Nowis形容该节目“令人头皮发麻”。当然，反对女性穿紧身裤的不仅是男性。2019年圣母大学的学生报刊登了一封来信。作者自称是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母亲，有4个儿子。她写道：“我遇到了一个只有女孩能解决的问题——紧身裤。”她描述自己在弥撒时看到一群穿紧身裤的年轻女孩，那些紧身裤“简直像是画在身上一样”。她还写道，这种着装风气“让天主教母亲在教育儿子时遇到了困难，因为很难让儿子理解女性是某人的女儿和姐妹”。在这种叙述中，女性成了责任主体；母亲必须教导儿子，而其他女性则应避免穿着可能刺激男孩的衣服。顺便说一句，这样的表述几乎将女性视作男性的私有财产（“某人的女儿和姐妹”）。紧身裤无疑成了当代服装争议的引爆点，促使我们探讨舒适、自由、物化、男子气概、身体羞辱、男性凝视，甚至“优秀成年儿子们”那脆弱可怜的灵魂。
    无论是红毯上还是高管办公室里，女性的着装规范都比男性的更为严格。办公室的温度通常被设置得较低，以照顾身穿西装的男性，这导致不少女性在工位上冷得发抖。女性不仅被要求穿更多种类的服装，还必须追赶潮流，最终不得不在职业装上花费更多的钱。有时，甚至连肉眼看不到的衣物也要受到监管。2019年英国航空公司因要求女性乘务员在制服下穿特定颜色的胸罩而受到工会领导人的批评，尽管该公司对此予以否认。
    与男装相比，女装在实用性设计上长期存在不足，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口袋。女装上的口袋常常只是装饰性的，要么是假口袋，毫无实际功能，要么太浅，放不了东西。自由撰稿人特蕾西·穆尔提出“口袋平等”的概念。这看似不是什么重大议题，实则触及日常生活中细微却真实的政治层面。女性穿上灯笼裤或骑行服所引发的关于机动性、经济能力和独立性的讨论，也在口袋之争中被重新激活。口袋的缺乏是对女性施加的“粉红税”之一，迫使女性花额外的钱购买手袋。尽管男女都可以使用包袋，17世纪产生的分界至今依然存在——男装内侧缝有口袋，而女性则需携带外部“口袋”。法国大革命后，服装剪裁趋于修身，曾藏在裙下的口袋难以容纳于新的衣形，小手袋和钱包因此兴起。它们容量有限，且失去了原有的隐秘性。这个微小的变化悄然削弱了口袋带给女性的私密性、经济独立与自主性。
    19世纪至20世纪初，女性主义者和改革者持续推动口袋在女装中的应用。双手插兜曾被视为男性化的姿势，因此许多追求解放的女性故意摆出这一动作，以示挑战与自豪——妇女参政论者所穿的套装大多配有口袋。直到1974年《平等信用机会法》通过，美国女性才终于能够在没有男性共同签署的情况下开设个人支票账户。文化评论家切尔西·G.萨默斯在Vox网站一篇关于口袋政治的文章中指出，对口袋的恐惧本质上是对隐秘和权力的深层恐惧。“问题不仅仅是女性自信地将双手插入口袋，更是女性的口袋可能藏着某些秘密、某些私密，甚至是致命的东西。”
    如今，随着智能手机尺寸不断增大，女性在穿着上愈加受到限制——毕竟大多女装不是没有口袋，就是口袋太小，根本装不下钱包和手机。在没有实用口袋的情况下，所有“理性着装”所承诺的行动自由也就无从谈起。
    高跟鞋是另一个典型例子。它原本是男性专属，10世纪波斯士兵穿着它以便将脚稳固在马镫中，直到18世纪初才逐渐被编码为女性化的象征。如今，高跟鞋奇怪地处于性感与职场需求之间。高跟鞋不舒服，影响步伐，还容易造成肌腱拉伤、脚踝扭伤和背部疼痛等健康问题。2015年英国演员尼古拉·索普在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临时接待员。第一天，她穿着裤装和黑色平底鞋到岗，却被要求换上连衣裙，就像学生被要求换上更“得体”的衣服才能入校一样。接着，她又被告知公司有一项针对女性员工的规定，如果她不立刻换上高跟鞋，就会被解雇。对此，索普发起了一项反对性别歧视的请愿，获得了超过15.2万人的支持。案件最终被提交至英国议会。在听取医生和女性的证词后，政府发布报告指出，现行法律已禁止雇主强迫女性员工穿高跟鞋，但执行不力。然而，政府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索普称此举为“逃避责任”。她发起的运动虽然未在法律层面取得胜利，但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促使许多雇主放宽对女性员工的着装要求。
    2019年日本职场女性发起了一场运动，反对要求女性在办公室穿高跟鞋的普遍规定。这一规定只是日本严格着装规范的一部分，一些公司甚至禁止从事公共服务的女性佩戴眼镜，或者强制要求化妆、穿丝袜。模特兼临时员工石川优实在推特上写道：“为什么我们必须在伤害自己双脚的情况下工作，而男性却可以穿平底鞋？”这条推文被数万人转发，引发了“#KuToo”（我也痛）运动。该标签致敬#MeToo，“Ku”来自日语中的“鞋”与“痛”。石川随后向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交请愿书，呼吁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提出此类要求。对此，厚生劳动大臣根本匠回应道，穿高跟鞋“是社会普遍接受的职业需要和得体规范”。带有性别歧视的着装规范始终以此类逻辑自圆其说。
    时尚中的性别歧视不仅令人不适，还消耗女性的时间与精力。更糟糕的是，它常被用作质疑性侵受害者的工具，“你当时穿的什么”仍是受害者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2019年一场以此为名的展览展出了受害者在遭受侵害时所穿的衣物——从运动服、棒球帽、印度纱丽到军装。学术期刊《法律与不平等》引述了1989年的一起性侵绑架案，陪审员宣判被告无罪，理由是受害者的衣着暗示她当时在“招揽他人提供性服务”，甚至称“她显然是为了好好享受才穿成那样”。衣着与性侵毫无关系，然而，依据女性的穿着来指责她们“自找麻烦”的观念仍然顽固存在。1999年意大利一法院甚至裁定穿牛仔裤的女性不可能被强奸，理由是牛仔裤太难被他人脱下。在这种责备受害者的观念下，改变的责任被推到女性身上，要求她们避免穿着可能“挑衅”男性的衣服。尽管男性也可能成为性侵受害者，但他们的穿着绝对不会被指责。
    近年来，舒适感逐渐成为时尚的代名词，这一趋势甚至延伸至时装秀场。保罗·普瓦雷和可可·香奈儿的当代继承者们正茁壮成长。菲比·菲洛、奥尔森姐妹和瑞秋·科米等设计师，因兼顾实用性与舒适感的作品而备受推崇。菲洛在2013年为思琳春夏系列设计的丝巾印花裙裤，致敬品牌1910年的经典款式，并迅速流行于大众市场。2016年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在自家品牌的时装秀谢幕时，脱下她惯穿的高跟鞋，改穿阿迪达斯网球鞋登场。勃肯与华伦天奴、普罗恩萨·施罗等高端品牌的联名合作，使这种舒适的软底鞋成为时尚风向标。时尚越来越趋向性别中立，让人们能够选择既符合自我认同，又舒适自在的服饰。尽管灯笼裤和“理性着装”只是特定年代的短暂潮流，但它们所倡导的舒适理念，始终未曾过时。
    在新冠疫情之前，时尚已经朝着提升舒适度和拓宽自我表达的方向发展，而居家生活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究竟时尚与美容的哪些方面是“为了自己”，哪些只是为了取悦他人。全妆和令人不适的黑色紧身衣不再被默认为常态，反而更像是低级酷刑。从灯笼裤到紧身裤，女性通过各种风格尝试以时尚来表达自己、追求自由。于是我们迎来了一个“真理时刻”：当被问到“如果没人看，你会穿什么”时，答案不再是那些刺挠、不服帖、脱下后会留下压痕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