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tion 1 话语描摹的明天
袁长庚:明天请回答
崔庆龙:一句话的力量
关于明天,他们说
Section 2 对话,聊聊当下
严飞x王小伟:以日常着陆
张春x张怡微:我们是自由的个体,却又如此亲密
徐英瑾x董晨宇:我们与技术的距离
鸟鸟x梁彦增:人生是一场无限游戏
Section 3 生活的注脚
张定浩: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
郭小寒:未来的回响
进入我生活的台词
书店人想对明天说
给生活的摘录
专栏 about热水频道
给明天的一朵云
我们最近聊了什么?
别册 给未来的答案之书
这些年来我常常参加一些与青年议题相关的座谈交流活动,无论活动具体的内容为何,到了观众提问环节,总有人让我谈谈有什么“面对明天”的建议。按照我的理解,讨论到了“未来”的层面,回答者应该有对人生或世界的彻悟,而我虽然人到中年,但距离这样的修行还差得很远。有时候左右推脱不过,只能就着当时的话头稍微说两句,事后想起自己的胡诌,难免懊悔。
曾经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屠刀下幸存的奥地利哲学家让·埃默里,在《变老的哲学》里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判断。他说在所谓“年轻”时,我们常常可以把时间问题转化为空间问题。比如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想象未来,其实是在想象自己将在何处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理解活动上年轻的朋友们追问我有关未来的建议,其实是想让我帮他们想象某一空间内具体的生活状态,而我的无能,恰恰在于只能给出一些笼统的规划和建议,无法勾画某种理想生活的样貌。有时候,说得越周全,越是难以面对别人赤诚的发问,甚至会显得有些油滑和虚伪。
因此,要回答有关“明天”的问题,势必让自己保有某种“年轻”的想象力,不甘于既定的轨道和秩序,不沉迷于对经验的墨守。
想象未来,就是想象某种还没有被实践过的生活方案,甚至想象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有无新的可能。
有“哲学界猫王”之称的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2023年出版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Too Late to Awaken: What Lies Ahead When There Is No Future?,中文可译为《现在觉醒已经晚了——如果没有未来,前路上等待我们的是什么?》。齐泽克的角度一向刁钻,在这本书里,他换了个方式谈论“明天”。比方说,我们已经在无可逆转的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注定会遭受灭顶之灾,那么在接下来这段走向终点的道路上,反思还有没有意义?
无独有偶,很多年前,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在《无所乐观的希望》当中也设定了一个类似的立场。伊格尔顿认为,正是因为曾经笼罩在我们头顶的各种“救赎”方案的破产,我们才能够好好谈谈什么是“希望”。在他看来,虚妄的乐观、“明天会更好”这类陈词滥调都不是希望,希望应孕育于某种绝望——“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只能靠我们自己。”
两位哲人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换个方式重新提问,重新思考一下如何回答有关“明天”的问题。
工业革命将人类引入了一种崭新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在学术上被称为现代性(modernity)。现代性有很多特征,其中之一是时间感的变化。简单说,现代人相信的是一种线性时间,“光阴似箭”,今天是昨天的明天。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看破了这种关于“时间”的问题。工业社会的基本逻辑是生产—出售—获利,是1000元的原料制成的产品卖出1500元的价格。这种不断增值、不断发展的逻辑叠加在线性时间之上,就是“明天会更好”。我们无法让时钟停下来,“明天”总会到来,但是如果这个“明天”没有比今天更多、更好、更强,那么即使我们终将走入其中,也预示着一种失败。换言之,现代人给“明天”设定了一种衡量的标准,在他们看来,一个下滑的、停滞的“明天”是无意义的。
可以说,现代人之所以会对未来感到焦虑,其实是对某一种特定的未来感到焦虑:如果我辛辛苦苦上了大学,却过得还不如父母一代怎么办?如果我没有抓住当下的机会,错失了能够让自己变现、增值的风口怎么办?如果我现在选的这条路,未来并没有通向“更好”怎么办?作为现代人,我们不可能回头,回头就是退步。我们也不确定未来的方向,因为不确定当下的道路是不是能够抵达那个相对理想的未来。后退不得,前进又有些犹豫,进退维谷之下,“现代”也变得让人不安。
我们对“明天”有困惑,实际上是我们在当下迷失了,而当未来变得不确定的时候,“过去”也会变得难以言说。因而,一种总体性的无力感笼罩着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虽然这是现代人的总体困境,但对于当下的年轻人而言,这又似乎是一个新问题。
中国是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大国,历史上我们的学问和智慧总是指向一个遥远过去的圣人时代,无论当下遭遇何种危机,似乎总有祖先的智慧可作荫蔽。清末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先行一步的社会精英走出历史的温柔乡,转而想象了一个在未来的光明终点,抵御外侮、独立自主,从种种变法与革命到离我们更近的开放与改革,中国人始终都不曾动摇对未来的信心。然而,这种驱动历史前进的巨大想象力,在新一代青年的身上似乎渐渐有了冷却的趋势。他们的迟疑、犹豫、彷徨,跟“未来”的光和热渐渐衰减有关。这种大历史脉动的变化,表现在家庭层面,就是代际共识的破裂。子女一代认为父母辈的经验已经不再适用,两代人之间关于应该如何度过一生的设想完全不同。父母眼中的子女“身在福中不知福”,子女眼中的父母只是碰巧遇上了历史的红利期,“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对“未来”的困惑,以一种具体而棘手的状态浮现在生活的地平线上,这已经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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