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Ⅰ  选择你的遗产
Ⅱ  差异的政治
Ⅲ  混乱的家庭
Ⅳ  不可预见的自由
Ⅴ  针对动物的暴力
Ⅵ  大革命的精神
Ⅶ  反犹主义及未来
Ⅷ  死刑
Ⅸ  精神分析赞歌

    卢迪内斯库：首先，我想谈一谈过去，也就是我们共同的历史。现在有一种时兴的做法是谴责20世纪70年代的思想家，并要求那些自称属于其中一员的人承担“清算义务”，甚至还要进行“忏悔”。
    这个时期的作品往往带有“结构主义”这一特殊背景的印记，人们七嘴八舌地指责它们过度强调反叛精神，崇拜唯美主义，执着于语言上的某种形式化，且拒绝民主上的自由，对人道主义保持深刻怀疑。
    在我看来，一味地排斥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应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们的时代，必须“选择你的遗产”。用您的话来说，既不能盲目信从，也不能全盘否定。
    您继承了20世纪下半叶的重要作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所属的思想体系在今天饱受质疑。您对这些作品进行“解构”，尤其是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和雅克·拉康的作品。在他们生前，与他们一起（以他们的书为起点，您做出了“解释”——您喜欢这个词），您从事了一项文本评论的工作，同时也强调了埃德蒙德·胡塞尔、马丁·海德格尔和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对您研究的重要启发意义。
    正是在那个时候，大约是在1967年，我开始阅读您的作品，主要是《论文字学》和《书写与差异》，就像我们这一代所有沉迷于先锋文学和以索绪尔、罗曼·雅各布森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的文科生一样。其中的颠覆性在于，人类主体是由语言、符号功能、某个“字母”或能指的命运、先于言语的书写以及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决定的。我们这一代人充分尊重让 - 保罗·萨特的政治实践，然而他拒绝正面探讨主体形成中的无意识问题，我们对这种态度以及他关于“完全”主体的人道主义表示批判。
    后来，在1970年春天由法国共产党杂志《新批评》举办的第二次克吕尼座谈会上，我批评了您，因为我认为您对您所解构的遗产是“不忠”的。就我而言，我想做一个忠实的人，但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再后来，我又觉得自己和您靠得更近了，我认为您捕捉这些作品的缺陷、空白、边缘和矛盾，让它们从自身内部发声，而非想要置它们于死地，这是对的。因此，忠于遗产的最佳方式就是对其不忠，换句话说，并非要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全盘接受，而是要抓住它的缺陷，捕捉那些“教条时刻”，正如您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所说的，“我就是继承者，我尽可能地忠实”。同样，您在谈到列维纳斯时说，他“与本体论保持着一种不忠和忠实的关系”。
    后来，20世纪70年代的思想终于遇到了真正的对手——1986年，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出版了一部备受关注的著作：《68年思想录》。
    今天，您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丰裕思想的最后继承者。我甚至可以说，您是一个幸存者，因为除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之外，这一思想舞台上的其他主角都已去世了。就这样，通过解构，您成功地赋予了他们生命，让他们能够说话。他们不再是偶像，而是活生生的发言人。
    另外，也许正因为您是一个既忠实又不忠的继承者，您在当今世界扮演着一个普世知识分子的角色，正如曾经的左拉和后来的萨特一样。您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分裂，您的话语和作品（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将这种分裂带向世界各地。总之，我想说，您已经胜利了。
    因此，有时我觉得，今天的世界就像您和您的思想一样。我们的世界被解构了，它变成了德里达式的，仿佛镜子反射图像，它映照出思想、心理和历史的去中心化过程，而您便是这个过程的主导者。
    德里达：忠实和不忠，您说得对！我经常觉得自己在生活的镜子前一闪而过，就像一个疯子的影子（既滑稽又悲惨），他忠实的灵魂因自己的不忠而饱受煎熬。因此，我决定认同您，除了您所说的胜利。我的看法与您完全不同，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礼貌或谦虚。也许，形势已经变了；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不过还不能夸大其词），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诋毁我的工作——当然还包括我的工作所属的整个框架——的种种强迫性的，常常是可悲的、惊慌的或绝望的努力已渐渐丧失势头（尽管我不得不在此请求一项可悲的特权：吸引一种更顽强、更激烈的攻击）；也许，可以实现某种正名的迹象已经出现了，虽然这有时同样令人不安。但我们怎么能说这就是“胜利”呢？不，况且这也许并非理想的结果。为了回到起点，也为了回应您的问题，我斗胆对遗产的概念进行一些概括式描述。
    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