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编者前言
缩略语与习惯用法
导论：复杂的慧见(艾琳·凯利)
俄国与一八四八
刺猬与狐狸
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
辉煌的十年
  一、俄国知识阶层之诞生
  二、彼得堡与莫斯科的德国浪漫主义
  三、别林斯基
  四、赫尔岑
俄国民粹主义
托尔斯泰与启蒙
父与子
人名资料表(贾森·费雷尔)
人名索引

    子注入了新生命；法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在俄国社会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波兰之叛，作用颇如后一世纪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成为各地民主人士凭以号召旗鼓的重点。但叛事旋遭敉平，迨及一八四八年，大火余烬，至少以公开的表现而论，实可谓灰飞烟灭——华沙如此，圣彼得堡亦然。西欧观察家无论同情与敌视，都认为专制独裁已屹立难摇。然而，远则因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共产党宣言》庆祝革命社会主义之诞生，而导出革命社会主义在嗣后俄国历史上扮演的决定性角色，近则因西欧革命之败对俄国舆论，尤其对俄国革命运动注定必有的影响，一八四八年对欧洲的发展是个转折点，于俄国之发展亦同。然在当时，本年竟有此意义，实难逆睹。政治观察家中的清醒明智者——如格拉诺夫斯基或科舍廖夫——甚至忧虑连温和的改革也不可得；革命，更似悠邈难想。
    或许巴枯宁及彼得拉舍夫斯基圈中一二成员除外，一八四〇年代，即令较为胆大无忌之士，似亦不可能有望俄国立即会有革命。意大利、法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帝国的革命，皆由多少有组织而公开反对现存体制的党派发难。其革命党若非由激进派或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构成，即与激进派或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协同行动，并且由属于已得公认之政治与社会学说或宗派的杰出民主人士领导，兼又获得自由派中产阶级相助，或者得到已经发展到各种阶段、由各种不同理想所推动但受挫的全国性运动协助。诸国的革命，往往还颇得群情不满的工人与农民助势。以上因素在俄国的表现或组织，与西方情况都毫不相伴。俄国的发展与西欧的发展，能并观互见之处往往失之浮面，而且易滋误解，不过，若必予比较，则欧洲的十八世纪最可拟类。十二月之变，当局酷厉镇压，其后，至三十年代中期与四十年代初期，俄国自由派与激进派对当局的抗衡日趋明目张胆，其反抗近似法国百科全书派或德国启蒙领袖对教会与专制君主政体所做的游击战，与十九世纪西欧的群众组织及平民运动则大相径庭。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俄国自由分子与激进分子，无论自限于哲学或美学问题者，如最初齐聚于斯坦克维奇身边的圈子的人；或者心悬政治与社会问题者，如赫尔岑与奥加廖夫，都始终是孤立的启蒙人物——一小群高度自觉的知识精英。他们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会客室或沙龙集会、争论，彼此相濡，但没有平民支持，也不具备范围广大的政治或社会架构；既无政党形式，甚至亦非法国大革命前那种非正式但遐迩响应的中层阶级反对势力。此时期中，零散无党的俄国知识分子并无具有自我意识的中层阶级可资倚恃，亦无法寄望农民相助。“人民但觉需要马铃薯，而毫不觉得需要一部宪法——宪法只是受过教育但毫无势力的城市人欲求之物。”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致书友人帕维尔·安年科夫（Pavel Annenkov），曾作此语。十三年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句颇具其人特色之言，与此说不谋而合：“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人民大众不是绝对漠然无动于只有自由分子欲求并关怀的权利。”此语施于当时或早先大多数欧洲国家，难谓言中，然其反映俄国之落后，至为准确。在俄罗斯帝国，由于经济发展尚未造成工业与劳工问题，尚未促成西方形态的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直渺茫如梦。当这些条件终于实现，并于十九世纪末数十年中加速成真，革命即不在远。故“俄国的一八四八年”发生于一九〇五年，其时，西方的中产阶级已不复是革命或武力取向的改革主义者；一九一七年自由民主派社会主义与集权社会主义之终于决裂，以及随后俄国与欧洲攸关重大的分道扬镳，此半世纪之差，是强力肇因。赫尔岑曾对基内（Edgar Quinet）断言：“你将循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我则循社会主义走向自由。”丹恩推其言下之意，认为赫尔岑隐指上述之分道而言，或是笃论。关于本时期俄国与西方政治成熟程度之异，赫尔岑流亡普特尼期间为其《法意书简》（Letters from France and Italy）所写导论，有生动描述。导论主题，即为西欧的一八四八年革命：
    自由主义者——那些政治上的新教徒——反倒成为最可怕的保守主义者，在变革了的宪章与宪法背后，他们发现社会主义的幽灵，吓得面无人色，这原也无足为异——因为他们［……］将有所失，自有所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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