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第一章  柳诒徵与南高治史风尚的形成
  第一节  柳诒徵的生平及其学术
  第二节  清末民初师范教育的发展
  第三节  江浙学风和江南藏书业的发展
  第四节  反传统思想及中西文化调和论的出现
  第五节  南高留美教员与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
第二章  南高史学系的成立与发展（1915-1925）
  第一节  南高史学部的成立
  第二节  南高史学部的课程
  第三节  南高史学系学生概况
  第四节  史地研究会及《史地学报》
  第五节  学衡社与《学衡》杂志
第三章  南高史学者的分合关系（1926-1931）
  第一节  《史学与地学》的出版
  第二节  中大史学系成立及《史学杂志》的创办
  第三节  《史学杂志》的内容
  第四节  南高史学系出版物的流通及其特色
第四章  柳诒徵的史学观点及其治史方法 177第一节 以礼为中心的史观
  第二节  通史及“通则”“独造”的文化史观
  第三节  信古的史观及反疑古史学
  第四节  地方史及史地学的提倡
  第五节  致用的考证方法
第五章  南高史学的继承与发扬——缪凤林、郑鹤声、陈训慈、张其昀等人的史学研究
  第一节  缪凤林的中国通史及中国礼俗史研究
  第二节  郑鹤声的中国史学史及历史教育研究
  第三节  陈训慈的地方学术史及中西史学研究
  第四节  张其昀的人文地理学和地理教育学
  第五节  其他从事史地学研究的南高学生
结论
附录一  1915-1923年南高国文史地部教员表
附录二  南高史学工作者在《史地学报》发表论文数目表
附录三  南高史学工作者在《史学与地学》发表论文数目表
附录四  南高史学工作者在《史学杂志》发表论文数目表
附录五  国立中央大学的源流与变迁简表
附录六 南高史学工作者大事年表
附录七  南高文史地部教员及学生照片（1923年）
参考书目

    近代中国史学的发端，应以20世纪初梁启超(1873-1929)掀起“史界革命”、倡议“新史学”的义例为起始，然而探讨近代史学的演变，绝不能把有关问题独立于传统史学与时代世变之外。与此同时，学界往往注重一些被视为“主流”的史学思潮，而忽视了不少被认为是反对“主流”的历史学者及其研究成果，甚至以这些反对“主流”的言论为“旁支”，以致很多历史学者的贡献被湮没。在21世纪之际，处于“世纪回眸”的风气下，实在有必要重新检视“主流”以外的历史研究，从而得见近代史学发展历程的整体面貌。
    当代学者曾经指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特色是“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学院制度集中了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才，史学研究在专人负责下愈趋精密，由于注意史学专业的培训，史学研究更加专门化；及后随着历史学确立其专门学科的地位，史学研究摆脱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因素的干扰，而成为独立自主的学问。
    然而，中国的史学研究，直至1919年五四事件后，才趋于“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的。中国古代有经学、史学、子学等部分，经学被视为“经禀圣裁，垂型万世”，而成为治世的依据；加上乾嘉学者的研究重心在经不在史，史学被视为经学的“附庸”，考证之旨不仅是厘清史事的真伪，且是疏通文字、通达经义，考证的重心，也在经而不在史。嘉道以降，西力入侵，边疆史地学始日渐受到重视。至晚清康有为(1858—1927)倡导疑经风尚，不但动摇了经学的地位，也带动疑旧史学的风尚，对传统史学也是一种挑战。但若没有学院从事专科知识培训，以及专业史学工作者的钻研，历史学是不能成为独立及专业的学科的。及后，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立文学科史学门，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加上留学生日增，一方面输入了西方史学方法，另一方面亦促使本来在经学笼罩下的史学得与经学并列。五四事件爆发前的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当时是全国最高学府，其史学门虽于1919年前进行课程改革，但已经学院化的历史教育和研究，尚未谈到专业自主，史学仍被视为“国学”的一部分。及至五四运动后，大量留学生回国执教，又受到“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两种思想的影响，而开始进行学科课程的改革。1919年8月，北大史学门改名为“史学系”，但史学系只开设有关中外史学的课程，而修读史学系的学生，也不必修读经学课程，自此史学发展遂趋向学院化、专业化、独立化。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批判传统文化被视为“新文化”的特点，而北大史学系因顾颉刚(1893-1980)等人主张“疑古”史学，批判古史，由是也被视为“新文化”的代表。当时一些曾经批评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却往往被忽视，其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学者的地位，更为人们所忽略。
    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史学界，已有南北对峙之势，北京大学是北方的大本营，而南方的代表则为南高文史地部的教员和学生，他们在1921年至1922年创办《学衡》《史地学报》，其后又创办《史学杂志》等刊物，以言论、著作与北大学者做正面的抗衡，学界因而流传“北有北大，南有南高”之说。南高师生曾反对胡适(1891-1962)的白话文运动及顾颉刚的疑古运动，在“新文化”大受重视的学术气氛下，南高学者的地位便被忽略了。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于1915年，原址为1902年成立的三江师范学堂(以下简称三江师范)，此后校名屡有更易。1923年与东南大学合并，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1927年改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改名为江苏大学，同年5月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该校校友往往把南高至中大的发展视为一个整体，诚如胡焕庸(1919年入读南高)所言：“自南高至中大，学校校名虽经数易，而学校内容，实一线相承，绝少变易；凡治学于此，不论时间之先后，多具有同一之好尚。”陈训慈也说：“南京高师固然为今日中央大学始基之所自，不惟其图书设备犹多沿用至今，其精神遗产保留于今之中大。”该校的学生，视南高和中大为同一个教育事业机构，并视中大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建基于南高时期。又因三江师范至中大，均是同在一个校址，编写校史的作者亦把南高至中大的发展视为一个整体，也承认南高时期是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建基时期”。由此可见，南高时期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南高之所以为学界所注意，主要是因为1919年至1923年执教及就读于南高文史地部的师生，反对以北大学者为首发表的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言论，但学者往往忽视了南高师生的治史特色。
    现先讨论南高在民国(1912—1949)学术界的地位。曾参与古史辨论战的杨宽(1914-2005)说：“古史辨论战实为北京派和南高派的一场论争。”所谓“南高派”，就是指称执教于南高史地部的教员柳诒徵和他的学生缪凤林、张其昀等人，他们反对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史言论。此外，曾是东大学生的顾翊群在回忆母校生活时也说：
    民国四年(1915)南高成立，所聘请知名教师中，人文学者如刘伯明(1887-1923)、吴宓(1894-1978)、柳诒徵诸先生，为当代泰斗，努力启迪生徒，而隐然与资深望重之北京大学分庭抗礼焉。……北大除旧扬新，而南高则对新旧学术兼收并重，端观其(南京高等师范)有无价值以为评断，其(南京高等师范)态度较北大更为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