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一章　建国之路（1897—1947）
第二章　以色列的诞生（1948—1949）
第三章　国家的巩固（1950—1966）
第四章　六日战争及战后情况（1967—1973）
第五章　赎罪日战争和工党政府垮台（1973—1977）
第六章　贝京年代（1977—1983）
第七章　和平之路（1983—1991）
第八章　和平与战争（1992年至今）
附录1　达扬—图哈米备忘录（1977）
附录2　以色列—叙利亚原则声明草案（1992）
进一步阅读书目
索引

    第一章 建国之路(1897—1947)
    西奥多·赫茨尔
    讲述现代以色列史，从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开始再恰当不过。1897年8月29日，星期天，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市政娱乐场(Municipal Casino)的音乐厅召开。盛大的会议场面既庄重又壮观，197名犹太代表齐聚一堂，商议发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经过三天不乏争论的商讨，大会发布了后来被称为巴塞尔纲领的四点原则声明。
    “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纲领定义道，“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一个受公共法律保护的家园。”代表们认为，当时统治着巴勒斯坦的奥斯曼人不会喜欢“国家”(state)这个字眼，于是特意选择了“家园”(home)一词。不过，代表们毫不犹豫地指出，巴勒斯坦将是建设犹太家园的地方，方式是通过“犹太农业、工业工人殖民巴勒斯坦。”纲领还要求犹太家园必须“受公共法律保护”，即得到国际大家庭的承认。在瑞士的这次盛会上，代表们决定，大会是一个新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其执行机关是包括23名成员的中央行动委员会，它将负责大会闭幕期间的复国主义活动。这次大会还组建了5人执行委员会。代表们同意，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成员应年满18岁，遵守巴塞尔纲领，每年交一个谢克尔(shekel)的会费。谢克尔是一种古老的希伯来硬币，相当于奥地利的一先令。
    时年37岁的西奥多·赫茨尔是巴塞尔大会的召集者。1860年5月2日，赫茨尔出生于布达佩斯，希伯来语名为本雅明·泽夫(Binyamin Ze'ev)，匈牙利语名为毛焦尔·提瓦达(Magyar Tivadar)，德语名为西奥多。从6岁到9岁，小西奥多上了一所犹太学校，学了些《圣经》希伯来语和宗教知识。不过，毫无疑问，对于犹太人的历史、文学、哲学、律法和教礼，他顶多知道一点皮毛。他的成年礼仪式是在布达佩斯的犹太会堂举行的，在他的模糊记忆中，那可能是他生活中有犹太特色的最后一件事。1878年，赫茨尔家迁居维也纳，在那里，赫茨尔进了大学，学的是法律。结束学业后，他先是为司法部工作，但很快便厌倦了。他抛开法律，专注于文学事业。
    赫茨尔异常英俊，留着一脸经过细心修剪的络腮胡子。在和平年代的维也纳，作为新闻从业者，他懒散地享受着一个年轻人的快乐，不时写一些流行剧、忧郁的游记、小品文。后来，他接受奥地利《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的聘请，成为驻巴黎记者。正是在法国，在报道1894年12月的德雷福斯案件期间，赫茨尔彻底地改变了。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法国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犹太人，在军事法庭上，他被诬指替德国从事间谍活动，犯有重大叛国罪。他被判有罪，受到公开的羞辱：剑被折断，徽章和制服被扒下，他被人用链条锁着带走。他将在圭亚那魔鬼岛(Devil's Island)上的监狱里终身服刑。审判期间，法国爆发了令人作呕的反犹主义，民众高喊着“去死，犹太人去死”(A mort,A mort les Juifs)。这一切深深震动了赫茨尔，唤起了他对自己从前经历过的反犹主义情绪的回忆。以前，他没把这类情绪看作常态，而认为它们是孤立的、偶然的，不曾重视过。然而，整个德雷福斯闹剧发生在颇有文化素养的、文明的现代法国，发生在《人权宣言》发表100年后——这让赫茨尔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并促使他形成了新的观点，即反犹主义不仅是宗教的，也是种族的，顽固的犹太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式。赫茨尔写出了《犹太国》(Der Judenstaat)一书。在巴塞尔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召开前的1896年，一个维也纳小书商出版了这本简短的、有些天真的著作，首印500册。赫茨尔在前言中写道：“我在这个小册子里阐述的是一个旧的观点：重建犹太国。”
    尽管《犹太国》一书后来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圣经，赫茨尔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但重建犹太国的观点的确不算新颖，赫茨尔也不是第一个分析犹太人在各国处境的人——那些恶劣的状态常常令人震惊，导致人们思考以建国作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式的可能性。早些时候，在考察了犹太人的状况后，兹维·希尔施·卡利舍(1795 - 1848)拉比得出了结论，认为应该通过一场有组织的运动，实现使犹太人重返故园的神圣许诺，而“以色列地”应该成为犹太人的“安置地”。德国犹太人摩西·赫斯(1812 - 1875)经历了同化的所有阶段，到晚年的时候，他又回到了自己的人民当中，于1862年出版了《罗马与耶路撒冷》(Rome and Jerusalem)。在这部只卖了160本的书中，他要求建立一个犹太中心，以解决犹太人受苦和遭歧视的问题。赫斯认为，犹太人曾为人类作出很大贡献；犹太教是一个族群—精神实体，应予保留和加强，因为其中蕴涵着未来的力量，赫斯把这一未来和以色列地联结起来，在那里，精神的复兴将注定充分实现。列奥·平斯克(1821 - 1891)是敖德萨(Odessa)的一名医生，在《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同胞的警告》(Auto-emancipation：a Warning of a Russian Jew to his Brethren，1882)一书中，他分析了反犹主义产生的心理与社会根源，将犹太问题的核心定义为一个事实，亦即，在各个国家中，犹太人构成了“无法同化”的一个群体。他的结论是，犹太人只能自己行动起来，进行自我解放。他呼吁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中心——但不一定在巴勒斯坦——将犹太人从那种无助的境地解救出来；它将把犹太人改造为各民族中的一员，并恢复犹太人的尊严。此外，还有许多作者讨论过“犹太问题”——人们经常用的就是这个词——讨论应如何解决，如何更好地应对反犹偏见和歧视。
    赫茨尔和前辈们有什么不同？其他人主要是一些思想家，而首先及最重要的是，赫茨尔是一个领导者，一个力求实际结果的行动者，一个强调建立机构的必要性并通过机构将观念转变为现实的组织者。尽管并非完全如此，但比较而言，赫茨尔的前辈们的主要影响在于对犹太问题作出了诊断，而赫茨尔开出了详细的处方。
    起初，甚至还在召集巴塞尔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之前，赫茨尔试图将犹太富豪们拉进这一事业，他们有能力资助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和殖民巴勒斯坦。赫茨尔找过金融巨头莫里斯·德·希尔施男爵等一些人。希尔施曾有一个计划，想在阿根廷安置犹太人，为此花了许多钱。但这位比利时大亨冷淡地拒绝了赫茨尔，说道：
    犹太人总想爬得很高，这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我的想法是不让犹太人冲得太猛……几年以后，(通过阿根廷)我会向整个世界表明，犹太人也能够成为好农民。这样，或许犹太人也将被允许耕作俄国的土地。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维也纳分支，赫茨尔接触了其领袖阿尔伯特·冯·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Albert von Rothschild)，同样没什么结果。吸引犹太显贵们的努力全告失败后，赫茨尔转向了小人物，于是有了召集巴塞尔大会的决定。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