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册
  这些闪亮的名字，共和国不会忘记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劳模申纪兰：为中国农民“代言”超半个世纪
    “中国卫星之父”孙家栋：急国家之所急，研国家之所需
    “一级英雄”李延年：“我们是硬骨头，攻上来就能守得住！”
    “战斗英雄”张富清：视死如归不畏险，功名利禄全放下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90岁高龄仍奋斗在科研第一线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一辈子只为干好一件事情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40年挽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
    呼吸病学领军人物钟南山：生命至上，勇于担当
  砥砺前行，以奋斗铸就不凡
    “中国核司令”程开甲：奉献青春和生命，用双手擎起大国重器
    著名作家王蒙：热情澎湃地书写时代和生活
    中医院士张伯礼：让中医药的价值被世界充分认识
    巾帼院士陈薇：中国医生，新偶像的力量
    渐冻症斗士张定宇：暴风眼里的逆行者
    中国量子信息领域领军人物潘建伟：20年量子研究路，只为圆强国梦
下册
  牢记光荣使命，传承爱国奉献精神
    守岛英雄王继才：与妻守岛卫国32载
    “航空工业劳模”罗阳：用生命最后一刻，守护歼-15的首次飞行
    “蓝领专家”孔祥瑞：可以没有文凭，但不能没有知识
    “扫雷英雄”杜富国：失去双手双眼，是我无悔的选择
    守边老乡长卓嘎：扎根“三人乡”数十年的格桑花
    脱贫带头人余留芬：让人人有事干，户户都小康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胡福明：用文章拉开思想解放的序幕
    海尔创始人张瑞敏：颠覆创新，凡墙皆是门
    歌唱家王昆：用歌声陪伴人民走过70年
    “农民企业家”鲁冠球：胆量和勤奋是成功的基石
    烈士毛岸英：抗美援朝路上的“第一个志愿兵”
  众志成城实现中国梦，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世卫组织荣誉总干事”陈冯富珍：铁腕柔情“抗”过10年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要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
    著名律师张月姣：在国际舞台实现自我价值
    建筑大师吴良镛：让“诗意地居住”不再难
    女排教练郎平：“铁榔头”也可以很温柔
    导演谢晋：用电影艺术助推思想解放

    文 / 陈丹
    1. 少年立志，终成“国产土专家一号”
    1926年8月，于敏出生于天津一个普通家庭，成长于20世纪前半叶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土、贫穷挨打的同胞，于敏有着自己的思考，他热爱科学、擅长静思。在祖国荡寇平虏、重振河山的1949年，他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时北京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并考取研究生，老师张宗燧先生曾评价他：“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于敏后来评价自己：“我不笨，我自己认为我也不聪明。但是，我是很勤奋的。”每年暑假，没有路费，回不了家，他就常常跑到景山顶上去，乘着凉风，专注于手里的课本习题。
    于敏1951年研究生毕业，受到了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的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钱三强曾评价：“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何出此言？因为当时的研究条件是：没有名师，完全靠自己。经过多年不辞万难的钻研，1959年，于敏和北京大学的杨立铭教授举办了一期原子核理论培训班，其讲稿便成为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这也是其后20多年里唯一出版的原子核理论教材。
    不像其他有出国留学或进修经历的科学家，于敏不曾踏出国门。但他却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国产土专家一号”。
    正当于敏沉浸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并可能取得重大研究成果时，1961年1月的一次谈话，使他的一生发生了重大转变。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在办公室一见到于敏，便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面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虽感突然，也有几分不解，但面对如此坚毅的眼神，于敏立刻明白国家正在研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迫在眉睫。
    当下他便决定：服从分配，转行！于敏从此开始了长达28年的隐姓埋名之路。
    2. 百日会战
    20世纪60年代，中国处于百废待兴、积极奋进的时期，贫穷、落后，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做氢弹原理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于敏回忆起最初制造氢弹的艰辛历程，“虽然此时世界上已有氢弹，但对我们国家而言却是一穷二白”。甚至当时最好的物理学家都不清楚氢弹的原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无法找到研究的突破口。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紧张。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和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都扬言禁止中国研究氢弹，并且派载有核武器的军舰来到我国近海。这一举动不仅没有打击到于敏的积极性，反而激起了他必胜的斗志与决心。重任在肩，于敏带着一批年轻人去了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正如于敏所言，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科学家将要获得的掌声和荣誉，选择集体性强、常年奔波劳苦的秘密工作，并作出巨大牺牲的动力皆源于此。作为副组长，于敏带领30多位青年科研人员开始了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1964年9月，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被发现，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了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用来暗指氢弹理论研究的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了暗含的信息，并回应：“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1965年11月1日晚，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J501机房传出。按照于敏的设想进行的计算得出了完美结果，令人惊喜的数据一个个出现，这意味着：只要能驾驭原子弹的能量，就能设计出百万吨级的氢弹了！听完于敏的报告，在场人员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后来，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连续奋战的100个昼夜，被称为“上海突破氢弹原理一百天”，又称“百日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