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第一章 青年黑格尔的共和主义时期(伯尔尼1793—1796年)
第一节 黑格尔的“神学”时期:一种反动的传闻
第二节 青年黑格尔的“实定性”的含义
第三节 历史观与现时代
第四节 古代共和国
第五节 基督教:专制主义和对人的奴役
第六节 “实定性”对黑格尔思想发展的意义
第二章 黑格尔社会观的危机与其辩证方法的开端(法兰克福1797—1800年)
第一节 法兰克福时期的一般特征
第二节 法兰克福初期的旧事物和新事物
第三节 关于德国现实问题的两份小册残稿
第四节 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性探讨
第五节 最初的经济学研究
第六节 《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
第七节 法兰克福的体系残稿
第八节 实定性问题的新表述
第三章 客观唯心主义的创立与维护(耶拿1801—1803年)
第一节 黑格尔在谢林与费希特的决裂中的作用
第二节 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
第三节 反对伦理学中的抽象个体主义
第四节 黑格尔耶拿早期的历史观
第五节 耶拿时期的经济学
第六节 劳动与目的论问题
第七节 黑格尔经济学的局限
第八节 “伦理东西中的悲剧”
第四章 黑格尔与谢林的决裂以及《精神现象学》(耶拿1803—1807年)
第一节 谢林与黑格尔分歧彰显直至决裂
第二节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时期的政治态度和历史观
第三节 《精神现象学》的结构概述
第四节 “外化”作为《精神现象学》的核心哲学概念
索 引
导论
德国古典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而尚未彻底澄清的问题。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一再指出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虽然恩格斯已把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列为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哲学先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在不同的深刻论著里对这一复杂史实的核心问题作了极好的审视,但这段历史仍远远没有被研究透彻。
我们从来还没有对这些问题作过具体的历史说明,没有对现有的事实和文本作过具体的分析,没有对这一发展过程中错误的和误导性的最重要资产阶级理论作过坚决彻底的批判。
在资产阶级学术界,德国古典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史长期以来是根据黑格尔本人的天才的、尽管唯心主义地歪曲了的并且在有些方面程式化了的理解来解释的。黑格尔天才的历史思想在于确立起各个哲学体系相互之间内在的、辩证的关联。他是把哲学史从哲学轶事和哲人传记的汇编,从对于个别哲学家的个别观点的正确或错误的形而上学论断提高到了一门真正历史科学的高度的第一人。就德国古典哲学史而言,这种思想意味着:黑格尔把康德的“先验哲学”和“批判”哲学看作是这段兴盛的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起点,而合理地将他自己的体系视为其顶峰和终结。他凭借高度锐利的眼光,通过深入地研究辩证法中最重要的问题(如自在之物及其可知性、二律背反和矛盾学说等),指出了从康德体系的矛盾和不彻底性如何产生出费希特的核心问题,从费希特的矛盾和没有解决的问题又如何进一步发展出谢林的和后来他自己的哲学。
这一切都包含着很多真理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而言重要的东西。但由于黑格尔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把哲学视为概念的自身运动,他就不得不把各种关联头脚倒置,在这里也不例外。虽然恩格斯曾反复指出,任何个别的哲学体系都是与它之前的哲学没有解决的问题关联着的,但作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家,他一再指明,这种纯粹哲学的关联仅仅体现了现实关联的表面现象,哲学史必须落实到现实的、更深层的客观基础之上。如果哲学史的直接显现方式,就像黑格尔本人所做的那样,被唯心主义地绝对化为各种个别哲学体系的“问题史的”“内在的”连续发生的过程,那么,由此在这些关联的确立中存在的合理内核,也就必定以夸大和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在黑格尔本人那里已经导致这样的后果,即这一时期真实哲学史的不均衡性和错纵交织,以及真实历史过程在现实中的非常复杂的反映,也必定被忽视了,而那些辩证地把握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的科学尝试,就被归结为少数几个——当然非常重要的——范畴的“内在”关联。
由此就产生了一种把握哲学史的诸关联的程式,这种程式在后来资产阶级哲学走向没落的过程中导致对历史的一种完全非科学的歪曲和篡改。
到“第二国际”时期,这种对哲学史的程式化和“内在化”的理解也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的理解。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哲学史观非常强烈地受到了黑格尔哲学史观中的错误和缺点的影响。只有通过克服这些错误,认识列宁—斯大林时期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哲学进步,尤其是通过研究列宁的哲学著作,我们才能够对这些问题也坚定地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一段历史里,当我们对它的发展过程进行批判研究时,最近几十年新发现和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同样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资产阶级哲学本身中,黑格尔的哲学史构想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就维持不下去了。早在这个时期以前,就已出现了很多比黑格尔低得多的敌视现实历史的思想。在这些非历史的思想中最重要的是阿图尔·叔本华的思想,他的思想在1848年革命以后才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叔本华的基本思想在于,他认为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要超越康德的矛盾的那些尝试是一种误入歧途。按照叔本华的观点,哲学应该返回到唯一正确的方法,即返回到康德的方法;而其他一切全都只是各种欺骗、空洞废话、江湖骗术。于是,一方面,叔本华取消了德国古典哲学全部的辩证发展并要求恢复对现实的形而上学理解;另一方面,他“清除了”康德本人在唯物主义方向上的一切摇摆不定,把康德与贝克莱归为一类(赫尔巴特虽然有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哲学,但在有些方面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
这种基本上意味着完全取消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的见解,在后来出现的新康德学派那里表现得更加庸俗。这种情况在利布曼的著作(1865年的《康德和他的追随者》等)中可以看得最显著。借助利布曼,德国的这样一种新康德主义在哲学上就占了上风,这种新康德主义把康德打扮成一个百分之百的主观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把一切试图认识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现实的努力都视为“非科学的形而上学”而加以拒绝。因此,在新康德主义中奉行的是哲学史的叔本华路线,即认为康德以后的哲学是脱离康德唯一正确的主观主义路线的一种深远的误入歧途,只不过更加乏味,没有了叔本华富有诗意的谩骂。黑格尔被当成了“死狗”。
这种理解主导着19世纪中叶的绝大多数论述德国古典哲学史特别是黑格尔的著作。当然,在这一时期还有黑格尔主义的一些民族自由主义化和庸俗化的少量残余。他们的见解体现在库诺·费舍尔和埃德曼的著名哲学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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