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第一章 不平静的半岛
东学之变
增兵三韩
护航牙山
联合舰队启航
遭遇
不宣而战
第一游击队
喋血丰岛
“广乙”舰
“尾炮奏捷”
“高升”“操江”
宜战
清流党
夹缝中的海军提督
烟锁渤海
血战平壤
护航大东沟
第二章 大海战
大东沟
1894年9月17日
“远处望见敌舰煤烟!”
横阵
分队战术
乱战
单纵阵
指挥错误
接近
12时48分
三景舰
“超勇”“扬威”
孤雁失群
“会飞的飞桥”
亡命“比叡”
侥天之幸
“装兵倭船”
“回转”
“‘比叡’‘赤城’危险!”
“平远”“广丙”
截击“松岛”
“火爆唐人”
黑头鱼雷
抱憾
火浴铁舰
“致远”舰,邓世昌
重创“松岛”
“满海乱跑的‘黄鼠狼’”
不沉的“定远
“经远”悲歌
收队
回航
尾声
第三章 远东直布罗陀的陷落
回天乏术
蹒跚而行
第二军
花园口登陆
金州防线
金州城破
壮士迟暮
黑云压城
土城子之战
石嘴子之战
陆防崩溃
旅顺陷落
第四章 日落威海卫
林泰曾之死
战守之争
特使
山东作战军
后路屏障
威海防务
登州告警
山东作战军登陆
荣成失守
“倾力”防堵
桥头外围战
兵溃桥头集
南帮炮台防务
南帮炮台外围防御
虎山之战
摩天岭
南帮炮台失守
海军
东省援军
羊亭河之战
北帮炮台弃守
第五章 龙旗凋零
困守孤岛
威海湾失防
夜袭
噩耗
总攻威海湾
血洒日岛
信使突围
藩篱尽毁
刘步蟾之死
援军
最后的战斗
丁汝昌之死
降约
挽歌
附录
附录一:甲午战争北洋海军殉国将士名录
附录二:甲午海战大事记
附录三:北洋海军黄海海战相关报告
附录四:日本海军黄海海战相关报告
附录五:北洋海军威海刘公岛失事相关档案
后记
东学之变
公元1894年,中国农历甲午年。
这一年的春夏之际,因为不堪忍受政府的残酷压榨,朝鲜半岛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农民起义。起义者将朝鲜近代以来痛苦命运的根源归结为吏制的腐败和政治黑暗,以及西方列强尤其是邻国日本长久以来的欺凌,提出了发扬传统的儒家东学,驱逐抵制东西洋西学,“主击倭洋”的宗旨,将维护儒家经典和民族传统作为起义的理论基础。在“除暴救民”“逐灭洋倭”等口号号召下,东学徒众席卷城市,一路打击贪官,开仓放粮,响应者甚众,半岛为之震动。
5月31日,起义军更是攻克了朝鲜南方重镇全州,兵指首都汉城(今首尔),形势咄咄逼人。遭遇席卷而来的起义,朝鲜李氏王朝政府曾迭次派兵镇压,还出动经中国武装和训练的西式新军——京军壮卫营前往戡乱,甚至请求清政府派出驻朝的北洋海军“操江”“平远”等军舰支援协同,但都归于无效,一一铩羽而归。为尽快收拾近乎溃烂的局势,防止列强趁机插足干涉朝鲜内政,在时任清政府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的居间建议下,朝鲜政府经过权衡,决定向清廷照会乞援,请求宗主国直接出兵帮助戡定内乱,绥靖局势。
朝鲜自古以来曾长期是向中国岁修职贡的属国,过问这个传统属邦的内政,在清政府看来无疑是天经地义的权利,但是紧邻着朝鲜半岛的东瀛岛国日本也对这块三韩之地窥伺已久。自明治维新踏上近代化之路伊始,日本就将侵略扩张视作自身快速崛起的捷径,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国家战略,将朝鲜乃至中国作为其扩张的目标,急欲挑战原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格局。早在1874年,日本明治政府就悍然出兵中国台湾,挑起了台湾事件。1875年又在朝鲜沿海制造江华岛事件,逼迫朝鲜政府签署不平等的《日朝修好条规》,借此挑战东亚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秩序。此后,日本视朝鲜半岛为向中国大陆扩张的天然跳板,不断尝试彻底控制朝鲜政府。1882年借朝鲜国内发生壬午兵变的机会,鼓动生事。1884年借着清政府与法国发生战争之机,更是直接在朝鲜挑起甲申政变,企图利用朝鲜政府亲日派,以及大院君李是应与国王李熙、王后闵氏之间的矛盾,促成朝鲜政府脱离清政府,成立亲日政权。但是由于清政府在两次事件中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强硬措施,加之朝鲜政府内亲华派的极力抵制,日本始终未能得逞。
当时的清政府上下尽管目睹日本接连挑起衅端,开始意识到日本“终为中国永久大患”,但出于珍惜中法战争结束后难得的和平局面的考虑,以及对日本自古以来的轻视,而且直接主管北洋方向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也主张持重,因而在对日外交上采取了尽可能妥协的和平政策。面对早已磨刀霍霍的东邻,清政府还是一厢情愿地抱着东亚兄弟同文同种,应当共同团结抵御西洋外侮的幻想。
1885年,为了解决前一年朝鲜甲申政变的遗留问题,中日两国代表李鸿章、伊藤博文在天津谈判,于4月18日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又称《中日天津条约》)。《天津会议专条》的内容并不多,共只有约文三条,但其意义非同一般。其中第一、第二条都是由日本方面提出,内容是约定中日两国都不在朝鲜驻军、都不再派出教习训练朝鲜军队,表面看来是公允、对等的条文,实则是直接挑战了清政府和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贬损了清政府在朝鲜的宗主权。但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试图借此消弭中日间因朝鲜而再起争端的根源,清政府大幅让步,对日方提出的这两条都予以接受。
更为失计的是,除了日方提出的两条之外,《天津会议专条》中由中方代表李鸿章拟订提出的第三条为后来甲午日本挑起战争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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