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记忆和见证是最本质的“清算”/徐贲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纳粹过去的意义
第一部分  人性的深谷：迫害的模式
  第二章  国家支持的暴力的大爆发
  第三章  制度化的谋杀
  第四章  暴力的微观世界：以波兰为棱镜
  第五章  人生终点：机械化灭绝
  第六章  界定人生经历
  第七章  沉默与沟通
第二部分  冲突：司法大观
  第八章  过渡时期的正义
  第九章  分头审判：继承国的选择性正义
  第十章  从安乐死到种族灭绝
  第十一章  大型集中营审判：不止奥斯维辛
  第十二章  罪责的衍射
  第十三章  为时已晚，为时太晚
第三部分  交汇：记忆与探索
  第十四章  倾听受害者的声音
  第十五章  寻找过去的意义，生活在当下
  第十六章  令人不适的区域
  第十七章  父辈的罪孽
  第十八章  迫害的漫长阴影
  第十九章  遗忘与纪念
结语
  第二十章  一段充满回响的过去
注释
索引

    一、对历史人道罪行的“清算”
    如书名所示，弗尔布鲁克的这部著作讨论对纳粹罪行的“清算”既包括对战犯滔天罪行的审判，也包括战后对这些罪行的应对措施。必须对这些暴行进行处理的人员身份各不相同：法官和律师、罪犯、旁观者、帮凶、政府（特别是那些参与制定赔偿计划的人）、受害者、犯罪者，以及后两种人的家属。由于纳粹罪行的恶劣影响是跨代的，因此对纳粹所作所为的正视需要跨越几代人，深入到罪犯和受害者子孙后代的生活中去。
    处理纳粹罪行是一种法律行为，也是情感、宽恕、复仇和其他行为。在对纳粹罪行的复仇回应中，我们在《大清算》中了解到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的战后计划，“他们试图在几座大型德国城市的饮用水源投毒，以此毒杀数以千计的德国人”。
    科夫纳的计划愚昧、扭曲，毫无意义，幸好从未付诸实施。这凸显了弗尔布鲁克这本书的一个核心思想：对纳粹罪行的清算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从法律惩罚、赔偿、复仇、纪念、赎罪或宽恕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大屠杀的顽固性在作祟。这一事件太灾难性了，充满了无尽的跨代痛苦和伤害，永远无法终结。
    不过，有一种清算方式可能比其他清算方式更本质和彻底，也更重要，那就是不仅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还要了解大屠杀是如何在有关的社区中被铭记的。这就是记忆和见证的清算。
    “记忆”指的是大屠杀如何在集体和个人意识中延续。这包括通过叙事、作品、纪念馆、教育和文物来确保大屠杀不被遗忘。这里的记忆是动态的，体现了不同世代和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解释这些事件并与之建立联系。“见证”最初是指幸存者提供的第一手资料。随着幸存者逐渐离世，见证的角色由后代、历史学家、教育家以及各种形式的媒体和艺术所继承。因此，见证演变为一种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即铭记并见证大屠杀的真相。
    记忆与见证的清算不同于法律追责或惩罚措施的寻求终结，“法庭上的对抗只是无数种清算纳粹过去的方式中的一种”。记忆和见证是持续的，其目的并非结束，而是持续参与。大屠杀的记忆方式可以随着时间不断演变，使新一代能够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找到与自身的关联。
    为实现这样的清算，弗尔布鲁克提出了一种对纳粹时期集体暴力案例研究的深度语境化方法。她通过详细的个人故事探讨对群体的迫害，意在“揭示受害经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她将这种方法称为“暴力的微观世界”，这使她能够聚焦于真实的受害者，例如被囚禁在波兰罗兹犹太区的达维德·谢拉科维亚克（Dawid Sierakowiak）及其家人，他们最终在海乌姆诺和奥斯维辛死于饥饿或毒气。
    谢拉科维亚克一家的“缩影”展示了弗尔布鲁克叙述大屠杀历史的方法：她通过讲述这个注定灭亡的家庭的悲惨命运，细致地观察纳粹政策对有血有肉的受害者所产生的真实影响。然后，她再回溯至宏观层面，剖析那些导致谢拉科维亚克一家被彻底毁灭的决策过程。
    弗尔布鲁克并不回避叙述的残酷性，她敢于将罗兹的波兰平民和犹太区管理者与犹太受害者的痛苦与死亡直接关联起来。正如阿瑟·凯斯勒所言：“统计数字不会流血，重要的是细节”，并强调“我们只能关注现实中的小肿块”。弗尔布鲁克的“暴力的微观世界”正是凯斯勒所说的“小肿块”。她通过“小型案例研究”揭示受害者经历的千变万化，并探讨人们如何通过各种方式逐渐演变为施暴者。弗尔布鲁克的研究追溯了一系列的微观世界和地方经验，以此来理解这一时代的多重悲剧，并为探索其深远复杂的后续影响奠定基础。
    弗尔布鲁克对具体性、个人性和特殊性的强调是她这本书的一大亮点。这种方法使她能够将抽象的统计数据（例如大屠杀参与者人数的推测范围为20万至100万）赋予人性的维度。她的研究方法也让她能够更好地审视在定义受害者、幸存者与加害者时所不可避免的模糊性。
    例如，波兰人既是纳粹侵略和种族沙文主义的受害者，有时也是对犹太人暴力谋杀的煽动者。他们和其他群体在某些情况下从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中获益，获得被驱逐犹太人留下的房产、家具和金钱。同样，“卡波”（犯人头目）也是身份矛盾的囚犯警卫：作为囚犯，他们是纳粹压迫和剥削的受害者，但作为警卫，他们又享有压迫者的特权。德国企业的领导者使用奴隶劳工时，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人道的”，因为他们给工人额外的食物配给。弗尔布鲁克的微观研究揭示了这些身份错位和道德不一致之处，展现了纳粹迫害中更复杂的层面，是常规叙述无法深入触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