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18—1919共和国的诞生
    (一)战争的遗产
    战争已经失败了，没有人比最高陆军指挥部更清楚这一点。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元帅，因1914年一场卓绝的胜利被誉为“坦能堡战役英雄”而广受欢迎，在最高陆军指挥部担任第三任统帅。自1916年起最高陆军指挥部就在德国实际行使政府权力了。然而，真正的掌权者是他的总军需官和副手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兴登堡元帅更多负责对外代表德国。1918年9月，德军虽然攻入敌境，但最迟至1917年已经面临供给不足、军备生产紧缺的情形，令人精疲力竭的消耗战致使德军继续战斗的希望全无。1918年9月29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终于要求帝国政府尽快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停战建议。
    然而，战争宣传却是另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坚持下去，他们说，胜利的结局即将到来，德国会迫使战败国实现和平，赢得大片土地，从而使供给情况迎来好转。因此，军方的“破产宣言”让人们感到非常意外，因为过去几年的艰辛都白费了。尽管如此，最晚在1917年就可以预见，德国及其盟国雄心勃勃的战争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两年半后，1914年笼罩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战争狂热已经荡然无存。“从粮食经济的角度讲，战争在第三年年初就输了”，国民经济学家奥古斯特·斯卡尔威特(August Skalweit)在1927年这样写道。而最重要的是，饥饿在1917年已经把人们赶到了街头：4月，在柏林和莱比锡的军备生产工人掀起了首波罢工。达成和平协议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在军队内部。
    然而，政治方面长期没有愤怒反抗。即使是社会民主党人，作为君主制的反对者，几十年来受到君主制国家机器的审查和迫害，他们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自1912年以来，昔日“无祖国的家伙”(当时对其产党人的贬称)一直是帝国国会中最强大的议会党团，帝国国会顺从地批准了越来越多的战争筹款。这被视为一种爱国主义者的责任，因为不顾先前的种种党内决议以及延迟至1914年7月的反战示威游行，社会民主党人由此认为，德国置身于防御战中。在战争初期，威廉二世皇帝宣布的“兴登堡和平”政策倒是起了些作用，只是非常缓慢地变得脆弱不堪：在1914年8月4日对批准战争筹款进行第一次表决前，仅有一位社会民主党议员弗里茨·库内特(Fritz Kunert)离开了议会大厅以示抗议。首个正常的反对声音来自当年12月初的第二次表决中的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甚至在1915年3月20日——战争筹款第三次被批准时——仅有两名议员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曾错误地相信，政府会因此对他们的国内和社会改革政策妥协。但社会民主党最终分裂成多数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多数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直到1917年7月，帝国议会试图再次批准新的战争筹款，这才招致了政治抗议。更严重的是人民和前线的补给情况不断恶化。鉴于战争进程越发令人担忧，俄国革命也在进行，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宣称，他的党派仅在施行意义深远的改革的情况下才会同意战争筹款。“没有兼并和进贡的和平”，是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同盟的原则，德意志帝国现在也要采纳这一原则。鉴于战争和补给的形势，其他党派也开始改变想法。艾伯特和社会民主党人现在也首次有了盟友。作为帝国议会第二大势力的中央党团，也因此由其雄辩的议员马蒂亚斯·埃尔茨贝格(Matthias Erzberger)宣誓就职，这主要是因为埃尔茨贝格作为德国对外宣传的负责人，自然比其他议员更了解真实情况。现在，连左翼自由主义的进步人民党党团主席——这对大多数人以及这个党本身来说都非常意外——以及国家自由党党团主席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这位激烈的前兼并主义者，也同意了德国社会民主多数党和中央党团的这些要求。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