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断头台》无目录

    在1914年战争爆发的前夕，阿尔及尔的一名杀人犯因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而被判处死刑。这名农业工人残忍地屠杀了农夫一家，甚至连无辜的孩子也不放过。在犯下这桩滔天罪行后，他还偷窃了受害者的财物，其罪孽之深重令人震惊。这起案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们对这种残忍行径感到愤怒和恐惧。许多人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恶魔般的罪犯，斩首这种刑罚显得过于仁慈。我父亲对这起涉及儿童的谋杀案尤为愤慨。我对父亲的了解有限，但我听说他渴望亲眼见证这次处决，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目睹此类场景。在那个深夜，他醒来后便匆匆赶往城市另一端的刑场，成为围观群众中的一员。然而，他回家后却对此事只字不提。我母亲告诉我，他当时面色苍白，神情恍惚，一言不发地躺在床上，不久后便开始剧烈呕吐。那一刻，他终于意识到了那些冠冕堂皇的言论背后所掩盖的残酷现实。从此以后，他不再提及那些被屠杀的儿童，却始终无法忘记那个即将被斩首、在木板上痛苦挣扎的身躯。
    我们必须承认，期望通过这种仪式性的行为来平息一个单纯而正直的人的愤怒，简直荒谬至极。这个人最初坚信罪犯应该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然而，当他目睹了处决的过程后，却只感受到了对自己灵魂的深深伤害。当至高无上的正义只能让受其庇护的正直之人感到恶心时，我们很难相信正义真的促进了城市的和平与秩序，这原本是正义的最初意义。相反，这种所谓的最高正义给人带来的反胃感受，不亚于犯罪本身所带来的冲击。这次处决并没有修复社会的创伤，反而在原有的伤口上增添了新的伤痕。整个处决过程令人难以忘怀，以至于没有人敢直接谈论这个仪式。负责记录这一过程的官员和记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次处决既是一种挑衅又是一种耻辱，他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建立了一种程式化的语言，将其简化为刻板的公式。因此，在早餐时刻，我们在报纸的一隅读到那个被判刑的人“偿还了他对社会的债务”，或者他“赎罪”了，又或者“早晨五点，正义得以伸张”。官员们将被判刑的人称为“当事人”或“死者”，或者用一个缩写(C.A.M.)来指代他：被执行死刑的人。我敢说，人们只能小声谈论。在我们这个文明的社会里，认识到一种疾病的严重性便意味着我们不敢直接谈论它。很多年以来，中产阶级家庭中，人们只会说大女儿的肺部很虚弱，或者父亲身体里有“肿块”，因为人们认为结核病和癌症有点令人羞愧。毫无疑问，死刑就像是癌症，因为每个人都试图通过委婉的措辞来谈论它，只是有一点区别，即没有人提到过癌症的必要性。相反，人们普遍认为死刑是一种令人遗憾但必要的手段，杀人是合理的，因为是必需的，而拒绝谈论则是因为这种手段的确令人遗憾。
    我却决定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我对丑闻毫无兴趣，也没有任何病态的倾向。作为一个作家，我坚决反对放纵；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认为当人们陷入不幸的境地而无法选择时，沉默是唯一的应对方式。然而，当沉默抑或花言巧语延续了对受害者的伤害和痛苦时，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选择直言不讳，揭露隐藏在华丽措辞背后的丑陋真相。法国与西班牙和英格兰一起成为铁幕另一侧仍然保留死刑的少数国家之一。由于公众的冷漠和无知，这种原始的仪式仍然存在，公众只知道接受官方灌输给他们的言辞。当想象力沉睡时，文字就失去了意义，就像一个聋人无动于衷地记录一个人的定罪。然而，一旦向公众展示这台执行死刑的机器，让他们亲自触摸木头和铁，听到头颅落地的声音，他们的想象力就会猛然觉醒，他们会立即拒绝使用那些词汇和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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