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引言
第一章  草原耳环
第二章  希腊式玻璃碗
第三章  贵霜钱币窖藏
第四章  阿姆鲁克·达拉佛塔
第五章  巴克特里亚壶
第六章  于阗木板画
第七章  蓝色《古兰经》
第八章  拜占庭猎人丝绸
第九章  中国历日
第十章  不为人知的奴隶
注释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草原耳环
    这对耳环(彩图1)出土于一座公元前2世纪的女性墓。墓主人可能是匈奴政治联盟下某一部落或属国的贵族，这一联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北方草原。。这对耳环的质地为黄金，镶嵌有半宝石和透雕的椭圆玉石，展现了匈奴和汉两大文化中多种文化的艺术和审美。匈奴和汉，长期以来是东亚邻国，两者的关系是理解丝绸之路东段早期历史的核心，却经常被简化为一种对立关系。这对耳环讲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与外交、贸易、通婚，以及技术和文化交流有关。它正处于这些文化重新谈判领土和国际关系变化的时期，这一过程导致了长距离欧亚贸易路线，即丝绸之路的扩展。这对耳环还反映了整个丝绸之路地区上，沿着欧亚大陆生态界线分布的内欧亚民族和外欧亚民族相遇的故事，以及他们与其他物质或器物之间的交流。除此，我们也不能忽略这对耳环可能是某个人的珍贵财产。我们不可能通过她的眼睛来看待这对耳环，但作为研究物质文化的历史学者，我们要努力理解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那个塑造了她对周边事物的认知和反应的世界。
    大部分居住在欧亚北部的游牧民族没有书写的需求，因此，他们的历史均由在他们南边定居的邻人来记载。邻人是游牧社会外部的人，他们倾向于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解释游牧社会。在这些早期社会中，并没有专业的人类学家从游牧民族自身的角度去理解他们，。而且在这些历史记载中，他们还往往被看作对定居民族的一种威胁。因此，考古学很重要，它为理解这样的社会及其复杂性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例如，在哈萨克斯坦的拜尕兹遗址发现的农作物小麦和粟，推翻了早期游牧民族没有农业文化这一较早观点。由此，迈克尔·弗兰凯蒂得出结论：“草原游牧民族早在公元前2300年就已经有了农作谷物。”并说：“这可能在小麦传人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公元前3千纪中期粟传人西南亚和欧洲的过程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遗址中已发掘的两座城址也表明并非所有的草原居民都住在帐篷里，他们也并不是终生不断地迁徙的。换言之，这片土地上存在很多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但这些都是由环境塑造的。
    还有证据显示，中国最早的文明就已和草原存在联系，而且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这可以在宗教中看出，比如甲骨占卜，又可见于引进的农作物小麦、商代(约前1600-前1046)晚期墓葬中发现的马车，以及环首兽头刀和铜镜。杰西卡·罗森注意到早期中国存在产自美索不达米亚的玛瑙珠，她认为这些玛瑙珠是由草原民族带过去的。正如吉迪恩总结道：“我们不应该低估草原民族在向中国社会传播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会有选择地接受那些适合贵族身份和定居生活方式的文化特征。”
    然而，这种情况在公元前1千纪的后半段发生了变化。此时，一种对立的情况开始出现在汉文史书中，即历史上所谓定居的、文明的汉文化与其邻近的草原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狄宇宙等人主要依靠考古资料，认为应该很容易被大多数人理解，但我们更难理解的是，曾经生活在亚历山大帝国边境的人们怎么看待这些图像。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和 1 世纪的贵霜王朝崛起时期，那么它在几个世纪之后、嚈哒时期的巴克特里亚则会更为常见。我们不应该完全否定故事经久不衰的力量。例如，7—8 世纪索格底亚那绘画和文本的主题已被合理地认为是伊索寓言的变体。76 所以，当鲍里斯·马尔沙克（Boris  Marshak）和穴泽咊光认为巴克特里亚壶上的场景是特洛伊战争组诗的片段时，许多学者都接受了这一观点。77 我们必须记住，这只是一个假设。尽管这些片段可以追溯到希腊神话中，但它们也有可能是当时其他叙事的一部分，其制造者或主人可能以一种我们并不熟知的方式来呈现它。只是我们无从得知。
    巴克特里亚壶
    让我们回到巴克特里亚壶，具体看看它的图案。器腹的装饰带上描绘了三个场景，每个场景均有一男一女（图 17）。据马尔沙克和穴泽的鉴别，我们看到的分别是帕里斯裁决、劫掠海伦和海伦归来。第一个场景所展示的是帕里斯和阿佛洛狄忒。在古希腊艺术中，阿佛洛狄忒戴着金冠或一种叫作斯泰发耐（stephane） 的头饰，束着神奇的腰带，拿着苹果。其中的苹果暗示了这一场景，也因此标志着她的美丽。阿佛洛狄忒通常半裸或全裸出现， 但此处的人物身着类似希腊希顿的长袍，一块布系在腰上并垂于袍上，胸部下的带子可能代表神奇的腰带，而冕状头饰可能就是斯泰发耐。与其他女性人物不同，她戴着耳环。她的左手手指触摸下巴，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间拿着东西，但不像是苹果。而帕里斯拿的两件物品应该是苹果，尽管在最初的故事中他只有一个苹果要给出。他也穿着希腊风格的长袍，长袍垂至膝部，靴子则高至小腿。
    左边（顺时针方向）的场景被认为是劫持海伦。海伦衣着与上述的阿佛洛狄忒衣着类似，但没有腰带和耳环。那位男性，除肩上的披风、头盔和同样的靴子外一丝不挂。男性用手指触摸女性的下巴，这在希腊艺术中被认为是典型的爱的手势。他的另一只手则搂着她的腰。尽管这里没有描绘船只，但海伦正抬起脚， 似乎是要登船。
    在第三个场景中，海伦戴着不同的头饰。她面朝上，姿势为印度艺术中典型的“三屈式”（tribha?ga）。在同时代的菩萨造像，比如从印度和中亚其他地方、穿过塔里木到达中原这一路上的造像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姿势。人物衣褶在臀部上方，而不是希腊形象中常见的胸部下方，这也令人想起印度艺术，因为衣料褶皱的方式和紧贴腿部的设计常见于印度艺术。这里的海伦也用一只手的手指触摸下巴，不过是右手。她的左臂弯曲，手持小型容器， 马尔沙克认为这是海伦和帕里斯之前从她丈夫那里偷来的珍宝盒。那位男性则被认为是她的丈夫墨涅拉俄斯。他拿着的矛和盾表明了他的勇士身份，不过他看起来像是倚靠在盾牌上，除盾牌外没有任何可见的支撑工具。他也穿着一件短式希腊长袍，但与妇女一样穿着凉鞋。然而，在这些图像中，有多少特征是被刻意选来标识人物及其情感或动作的？又有多少是在人们不理解其含义的情况下而被复制的呢？这都是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去往中国的旅程
    我们不知道这件巴克特里亚银壶是如何从它可能的产地中亚向东到达中国北方的，也不知道它是何时、何地、如何去到李贤将军（502—569）手中的。但我们知道一些关于李贤的事情。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周书》（记载了北周［557—581］的历史） 和《北史》（记载了北朝的历史）都有他的传记。他的墓葬中埋藏有这件银壶，以及他和他妻子的墓志。所有这些信息都告诉我们， 李贤于 502 年出生在今中国宁夏固原地区（也是其墓葬的所在地） 的一个显赫家庭。该地区当时受北魏的统治，他的家族是移居到这里的。传记记载，他的十世祖俟地归越过阴山从草原向西南而来。78 阴山是中蒙戈壁沙漠的东南边界，以黄河最北部即环绕鄂尔多斯的大拐弯处为起点，然后向西北延伸。这片山脉东端还经过今北京以北，深入今东北地区。固原则在黄河大拐弯内，北与鄂尔多斯沙漠接壤。传记记载，定居固原之前，李贤的曾祖父已经接受了汉姓“李”，任宁西将军、陇西郡守。陇西即今甘肃省天水地区，位于丝绸之路一段重要主路，即从汉都长安到塔里木路段的更南边。李贤家族可能在他的父亲时迁居固原地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保留了他们自己的语言，甚至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是什么，但可能属于阿尔泰语系。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家里说汉语。但从传记看，他们并没有丢掉北方草原先祖留给他们的知识。
    中国的文化很复杂，防备松懈的北部边境和西北边境经常受到侵犯，使得大批的侵略者和移民涌入中国境内。79 我们不应该认为统一是古代中国的常态，也不应该认为古代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把统一看作标准和理想。自从 220 年汉王朝灭亡后，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而在李贤时期，中国北方，以及向西至河西走廊的地区都处于北魏王朝的统治下。北魏的统治者是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民族，在其统治期间，佛教在中国北方非常兴盛，所以北魏对我们理解丝绸之路上中国所起的作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北魏两个都城平城（今大同）和洛阳附近的两座大型石窟群， 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就是他们赞助佛教的例证。随着北魏势力沿着黄河流域向西扩展至塔里木，朝圣者和贸易者的安全才得到了保障。
    李贤出生时，北魏的统治以黄河流域的洛阳为中心，但帝国已陷入困境。北方的叛乱和内部派系间的斗争使得北魏于 534 年分裂了。局势动荡的原因之一是，北方地方首领与居住在都城的贵族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前者仍然保持与草原的联系，后者则提倡汉化，与前者越来越疏远。494 年，北魏统治者将都城南迁至黄河边的洛阳附近，而且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废除鲜卑朝服、学汉语和改汉姓。生活在草原的人们也被迁移到新都。推行这些政策的皇帝有一位汉人母亲，他的迁都和改革是汉化过程的一个信号，即脱离了与汉人隔绝的军事草原民族既有的族群认同。
    这次动荡导致了北魏王朝的覆灭。固原位于接下来的西魏（535—556）的领土内。西魏由实力强大的鲜卑军事首领宇文泰掌权，他将都城建于长安。东魏（534—550）则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大多数领土，东至黄河东部，包括故都洛阳。西魏统治时期， 李贤的军阶得到提升，而且被委以掌控西边战略要地的重任。战略要地包括敦煌，公元前 2 世纪末时汉朝首次在此建立了军事要塞。他见证了宇文泰的儿子从对手东魏的最后一个皇帝手中夺取皇权并建立新的帝国—北周。然而，黄河大拐弯的东部领土此前属于东魏统治，此时仍然处于分治的状态。北周没有向东扩展， 而是向南扩张至今越南边境。接下来的两任皇帝也是宇文泰的儿子，李贤在北周第三任皇帝宇文邕（561—578 在位）统治期间去世。
    作为一名驻守边境的军事首领，李贤一定去过很多地方。他不仅会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还要前往都城汇报情况并接受命令。我们不知道这件巴克特里亚壶是怎么到他手里的，但可能性有很多种。例如，银壶可能是 456—559 年一位嚈哒使节把它当作礼物献给北魏或北周朝廷的。我们还知道，此时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一座繁荣的城镇，富人们开始在城镇周围为他们自己开凿佛教洞窟。李贤是敦煌的首领，他也应该去过市场，有机会与往来的商人接触。而作为地方长官，他可能会收到想要寻求庇护的地方豪族送给他的礼物，他也有可能收缴赃物或在他统治区域内他想要的物品。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何时、何地、从何人处获得了这件银壶，但我们可以猜测这只是他的家族诸多贵重物品中的一件。80 他的孙女 9 岁时就去世了，她的墓葬也随葬有金银器。81
    吴焯认为，李贤和嚈哒人之间可能有直接的联系。一位嚈哒使者在 525 年前后途经固原到达洛阳。82 据说，嚈哒使者带了一头狮子作为外交礼品，但由于一场叛乱而滞留固原，叛乱结束后才抵达都城。狮子的命运没有被记载，但这并不是一份独特的礼物。据记载，吐火罗人在 7—8 世纪时向唐朝进贡狮子，635 年来自撒马尔罕的狮子还受到了皇家的赞誉。83 李贤此时只是一个年轻人，但考虑到他的家族地位，他们可能在使者被迫滞留期间会见并招待了使者。84 另外的可能性是，他的家人在此之后招待了其他前往都城的使者，或者李贤在驻守边境期间或在朝廷时遇见了嚈哒使者。直至 508 年嚈哒攻占塔里木盆地的焉耆和吐鲁番时， 李贤才充分意识到，嚈哒人既是政治盟友，也是西魏边境的潜在威胁。
    李贤是怎样看待和使用这件银壶的呢？是把它看作一件外来器物在正式的宴会上拿出来，为他的宾客盛满当地的葡萄酒，以彰显他的身份和丰富阅历，还是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使用？抑或是根本不使用？ 85 据我们所知，他应该是在去世前不久得到这件器物的，而且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些问题很有趣，但对此我们也只能做出猜测。同样让人十分感兴趣的是，李贤对银壶上的图案的看法。他知道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吗，即使它已经被当地的神话同化？这些图像是否被解读为对另一个当地故事的描述？或者什么都没有解读，它只是被视为一个美观的或充满异域色彩的图案？要知道，并非所有人都会对他们所处的世界和他们所遇见的物品发问。实际上，这是一座合葬墓，也许李贤的妻子更加重视这件壶，对它更感兴趣。接下来的问题则是：为什么他们要随葬这件壶？对这一问题，我们还是只能做出猜测，尤其是在我们不知道最初的随葬品清单的情况下。86
    据推测，李贤在长安去世后不久即于 569 年下葬。他的妻子吴辉死于 547 年，李贤下葬时她被从原来的墓（葬于她的家族墓地）中迁出，与李贤合葬。87  这件银壶从此一直放在墓中，直至1983 年被中国考古人员发掘出土。88 此前曾有盗墓者闯入此墓， 但当时墓顶已经坍塌，这件壶被掩盖并可能因此逃过一劫。但我们不知道盗墓者带走了什么，其中是否还有其他银器，因为目前只有李贤妻子的印章戒指、一件萨珊玻璃碗和一把萨珊刀在盗窃中幸存下来。现在，这件巴克特里亚银壶是宁夏固原博物馆的藏品，曾多次在中国和国外许多展览中展出。89 在固原博物馆，李贤墓也被复原展出了。在匈奴作为游牧骑兵于公元前1千纪晚期兴起之前，汉人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威胁。m直到那时，生活在汉朝北边的主要还是有文字的、徒步作战的农耕民族。有人则不同意这一观点，指出那时的汉文化很有可能已经接触到一些半游牧民族，“与匈奴部落联盟的相遇改变了当时中原地区各个统治国家的贵族的看法。在此之前，贵族们似乎都认为，只要被文明的力量征服，天下所有人就都能被开化。但此后，他们的看法愈发倾向于一种二元论观点：匈奴成了“他者”，一个“天性”就与汉人迥然各异的民族。”
    汉文史书对他者的强化，无疑是出于将带来巨大威胁的民族妖魔化的需要，如金鹏程(Paul Goldin)所述，这也回应了秦帝国(前221-前206)构造的“汉民族”概念，“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称自己为汉人，也就意味着称别人为非汉人。新的王朝不得不虚构一个无法和解的对手，而匈奴恰好就在这个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出现”。”谢尔盖·米那耶夫注意到，中国早期史料对北部邻人的称谓很多，第一次提到匈奴是在《史记》中，但其中记载的公元前318年的相遇很可能不实，是后人添加进去的，或“‘匈奴’也可能是对畜牧部落的统称，这在当时很常见，毫无任何民族文化意义”。
    P11-13
    伽特法尔这时也已经听说，
    中国哈冈那边有大的动作。
    于是从嚈哒人中征召大军，
    大军起动顿时地暗天昏。
    从巴尔赫、沙坎南、阿姆和扎姆，
    到处征集来武器和第拉姆。
    从特尔姆德、维塞城、哈特兰，
    四面八方征集了大批兵员。
    在绵亘的山峦广阔的平地，
    大军像蚁阵蝗群一样稠密。
    当中国哈冈越渡塔拉克河，
    就像有刀剑从天空中降落。
    大军在玛伊和梅尔格集聚，
    太阳似被巨鸟的翅膀遮蔽。
    ……
    不知这战事将会怎样收场？
    不知日月之光照在谁头上？
    两支恋战的军队整整一周，
    互相间你攻我挡死战不休。
    战死者的尸体一堆又一堆，
    血染的泥土像紫荆一样黑。
    数不清的矛，数不清的大棒，
    仿佛有纷纷乱石自天而降。
    浓浓风烟使太阳隐而不显，
    漫漫尘沙迷住苍鹰的双眼。
    第八天狂风对伽特法尔劲吹，
    本是朗朗白日突然乌云密布。
    败局终于降到嚈哒人头上，
    一副多年未曾见过的惨相：
    战场到处是伤员不计其数，
    其余的不是被杀就是被捉。31
    萨珊人和突厥人以阿姆河为界，划分他们之间被征服的领土。梅南窦（Menander Protector）曾提及此事，在 568 年突厥使者抵达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时，查士丁二世（Justin II，565—578 在位）问道：“你们已经征服了嚈哒的所有军队吗？”“是的，所有军队。”使者回答。32
    嚈哒人是谁？他们怎么看待自己，又怎样选择将自己置身于中亚的希腊化世界？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怎么看待他们？他们会通过改造器物（如这件壶和钱币）来坚持自己的观念吗？魏义天（La Vaissière）认为他们没有很强的民族认同：“与那时所有的部落群体一样，他们是政治和氏族关系错综复杂的混合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族群和语言实体。”33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不会以一个族群来看待他们，也不意味着他们不会以此来定义自己，尤其在将自己与其他民族区分时。34 希安·琼斯（Sian Jones）在她的族属研究中指出：“族属认同基于自我以及与他者之间变化不定的、因势而异的和主观的认定。它植根于持续的日常实践与历史经验之中，但也易被改造和截断。”35
    魏义天认为，4 世纪时在巴克特里亚建立寄多罗政权的民族和所谓的嚈哒人，可能都在 4 世纪下半叶的同一批次中从草原迁徙到了中亚，而不是像其他人认为的分数次迁徙。36 从同时代的少许记载和零星的发现可知，有一个部落联盟几乎马上就与萨珊结盟，并在沙普尔二世（Shapur II）时的一场战役中帮助萨珊。因为他们所铸造的钱币上有铭文 kydr，所以他们被称为寄多罗。他们很可能在巴尔赫建都，后又在 4 世纪晚期和 5 世纪初时向南拓疆至犍陀罗。有一些证据证明，他们与南边的印度笈多帝国（约 320—550）、西边的萨珊有冲突，其后一个名为嚈哒的联盟崛起。
    在寄多罗时期，嚈哒人似乎没有马上采用完全定居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全盘接受贵霜的制度和语言（见第三章）。贵霜和寄多罗一样，也曾是该地区的统治者。519 年，僧人宋云经过此地，他看到人们“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夏则随凉，冬则就温”。37 据此可知，嚈哒人在 6 世纪早期继续过着部分游牧的生活。
    宋云的行程曾远至巴尔赫南部，这表明他是在夏营时遇到嚈哒人的。38 如果所谓的寄多罗人和嚈哒人大约同时迁徙到中亚， 那么后者之前的草原生活方式将使其自身有别于同行迁徙的寄多罗人，因为寄多罗人已开始融入当地文化。39 如希安·琼斯所言， 族群认同的形成，通常就是将自身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的过程。相似的情况可见于鲜卑人的历史。鲜卑人从草原进入今天的中国北方地区，建立了北魏（386—534）。鲜卑的统治者们推行汉化政策以进一步融入汉人的世界，比如向南迁都、穿汉服、说汉语。这引起了其他鲜卑人的反抗，他们建立了另一个政权（见下文的讨论）。虽然我们对鲜卑人的了解远多于对寄多罗人或嚈哒人的了解，但这样的假设也不无道理—嚈哒人继续采用游牧的 生活方式，这也是对曾与他们有着相同经历的寄多罗人的反抗， 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区分自身和他者。
    但魏义天指出，此后不久，“嚈哒人变成了巴克特里亚人”。40在 6 世纪上半叶后期，普罗科匹厄斯看到他们过着定居生活，与仍然游牧的匈人不同。这一点可以在嚈哒人的统治末期得到确认。梅南窦记录了粟特使臣和拜占庭皇帝之间的一段对话：“他们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尊敬的阁下，那些人住在城市里。”41 在巴尔赫的短暂统治期间，嚈哒似乎接受了已经存在的巴克特里亚文化的很多方面。巴克特里亚语手稿反映了一个井然有序的管理体系， 其中他们以巴克特里亚语为官方语言，并且征税。42 但他们的一些早期国王的姓名使用伊朗语，这表明他们也受到邻国萨珊的影响。43 我们还知道，在控制这一地区后，嚈哒人马上使用萨珊的铸币厂生产货币，最初使用旧铸范，之后才换上新的铸范。
    物质文化方面，除了钱币，几乎没有其他材料可以确定是属于嚈哒的。这是我们缺乏知识，还是遗存数量的确很少，抑或是嚈哒融入已有文化的结果？也可能三个因素都有，但这一结果限制了我们对嚈哒统治时期的器物的理解和阐释。我们看到，与嚈哒同时期的人也在努力地寻找他们的定位，汉人认为他们的成分混杂，而普罗科匹厄斯将嚈哒人与匈人联系起来，尽管两者存在很明显的差别。
    嚈哒人对宗教的态度并不明确，他们对于已有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的态度，是很多讨论的主题。但有证据显示，巴尔赫有琐罗亚斯德教、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社群，还受到印度的印度教影响。44 我们尚未知道嚈哒人自己的宗教，但普罗科匹厄斯提到他们将死者葬入墓中，常有陪葬者。尽管在该地区已经发掘了很多遗址，但很难分辨哪些是嚈哒遗址。出土物也很零散，其中有壁画、雕像和金属器皿。45
    中亚的矿产和金属工艺
    中亚的地质史特别复杂，由此产生了丰富的金属和矿产资源。丝绸之路上主要的青金石矿位于今巴尔赫东边、科克恰河流域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46 在阿姆河河谷还有很多金矿。嚈哒人继承并延续了已有的采矿、铸币和金属加工等技术。最初的嚈哒钱币基于萨珊王卑路斯一世的钱币铸造—嚈哒在 485 年打败了卑路斯一世。银币背面上有卑路斯一世的半身像和铸币厂的名字baxlo（巴尔赫），半身像前另有铭文“eb”，被解释为 ēbodalo（嚈哒）。出现在其他嚈哒钱币上的相同字样支持了这一解释。47 将具体的金属器与嚈哒联系起来则更加困难，但目前暂定为嚈哒器物的奇勒克（Chilek）碗（图 16）和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件类似器物展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
    这件碗在 1961 年发现于撒马尔罕附近的奇勒克村。48 上面描绘了 6 位女性，底部有一个半身像，类似阿尔罕钱币上的国王像， 均锤揲而成。另一件相似器物是银鎏金的，1912 年入藏大英博物馆时的登记信息是，它被发现于斯瓦特河谷。49 它描绘了骑马打猎的 4 个场景，其中一位不跨马镫的骑手将矛刺向他的猎物，与第八章所讨论的丝织品上的主题构图类似，这在此时的整个西亚和中亚很常见。大英博物馆将它的制造工艺定为铸造，而非锤揲。
    嚈哒掌权后，马上就开始铸造钱币。钱币是在萨珊铸范的基础上制成的，这使人们更加相信嚈哒人继承了他们所重视的金属工艺传统，并将其用于实现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目的。因此，他们也有可能制造其他器具，比如那些碗，以使图样可以满足新的赞助人的要求和品位。没有证据显示嚈哒此前有金属工艺，尽管在我们的理解中这一时期缺少证据并不能说明什么。最早期的金属工艺在欧亚大陆上的草原和定居社群中均有发现，而矿产资源的发现和控制，尤其是那些为制造更坚硬的合金（比如青铜）提供原材料的矿产，对于理解古代民族的迁徙和交会更为重要。50
    在古代所知和使用的金属中，金和银是最软的。块金中发现的金通常是纯金，可以直接加工。而其他金属多数发现于矿石中， 需要加热才能把它们从岩石中分离出来。这些技术在人类历史早期就已出现。到丝绸之路开通时，丝路上的所有民族都已经使用金属，用作武器、乐器、容器和饰品。然而，他们使用的金属和金属器的形式是有差异的。第一章已经讨论了草原民族的金器，而从西亚到中亚，金银器是贵族必备的装饰物。在古代中国，贵族则与青铜器、玉器紧密相关，它们的价值比金银器高。
    此时的银主要从铅矿石中提取，少数也可能来自银矿石。提取的过程包括在还原和（或）氧化的条件下冶炼铅矿以生产铅金属，再通过名为“灰吹法”的方法提取银。用于提炼银的灰皿是一件浅盘、具有渗透性的容器，铅金属在强氧化条件下被置于灰皿中加热，从而形成氧化铅。氧化铅被灰皿中的渗透性材料（通常用骨头和碾碎的陶片制成）吸收，剩下的金属就是银了。这一步骤可能会重复几次，很可能在矿址附近进行。另外，在银中添加黄铜可以提高银的可塑性，黄铜可能也是从当地的矿获得的。
    银器，比如这件巴克特里亚壶，用银和黄铜的合金制成。分析显示，类似这件壶的萨珊传统器物是锤揲而成的。51 一块银片被锤揲成正确的形状。器物上的装饰也经锤揲制成，所用的方法叫作敲花细工（repoussé，从内侧或在模具上捶打）。把手可能用失蜡法铸造。有时候，足和盖也会分开制作。没有浮雕的部分则是鎏金的，最初有浮雕的部分会镀金，但因为金层的流动性，5—6 世纪时鎏金更常见于背景部分。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萨珊银器，这件巴克特里亚银壶很可能就制造于萨珊的邻近地区—该地区曾经被萨珊统治过。但巴克特里亚也有悠久的金属加工传统。阿契美尼德首都波斯波利斯的绘画中有巴克特里亚使节，他们进贡的是杯和碗，推测应该是巴克特里亚的产品。之后，巴克特里亚的器物都受到希腊式器物的影响，无论是金属器，还是陶瓷器。我们也不能忘记草原民族的金属加工技巧。该壶的形制和装饰元素表明了巴克特里亚传统与其他工艺传统之间的对话，这些元素使银壶更为独特。
    该壶的形制见于 5 世纪的萨珊金属器中，但一些装饰元素与我们所知道的萨珊银器不同。第一，萨珊银器的柄的剖面通常是方形，末端为野驴头，顶部是一个球形的拇指托。而该壶柄的剖面为六边形，末端为骆驼头，拇指托为人头形。第二，典型的萨珊银器器身上仅有单节（register）*，此件则有两个。第三，该时期的萨珊银器颈部和足部通常是素面的，而此件饰有凹槽和联珠纹。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件艺术风格为 6 世纪的鎏金银壶， 是一件典型的萨珊银器，从中可以看出上述差异。52
    此件巴克特里亚壶上的联珠纹和双节，在 4 世纪和 5 世纪的罗马器物中更加典型。我们已经发现了数套该时期的精美银器， 在庞贝壁画等处也描绘有银质餐具。壶是这些器物组合中最常见的一部分，包括 5 世纪的塞弗所宝藏（Sevso Treasure）。53 这组银器包含一件狄奥尼索斯壶，高 41 厘米，表面的酒神巴克斯狂欢图像是鎏金的。这些出自古代希腊神话的场景装饰了大部分这类银器，巴克斯的纵酒狂欢尤其适用于盛酒的壶。另一件 1 世纪的
    罗马鎏金银壶则表现了特洛伊战争的场景。54 我们需要遵循这个传统来理解这件巴克特里亚壶的纹饰，但如此做的话，我们还需要回到丝绸之路开通的 1000 年前，向西去到 5000 多千米以外的丝绸之路边缘，到达古希腊。
    特洛伊战争
    古希腊经常被讲述、经久不衰的故事之一，就是特洛伊战争组诗。这个故事可能与史前的真实事件有关，讲述了特洛伊的帕里斯从海伦丈夫斯巴达的墨涅拉俄斯的手中劫走海伦之后，希腊军队对特洛伊的 10 年围攻。55 数份存世文献都讲述了该故事，包
    括被认为是公元前 8 世纪诗人荷马所作的两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些史诗仅记载了该故事的一些片段，前者讲述了两个主角，即国王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生命中的几个星期以及他们之间的纷争，后者描述了战争的英雄之一奥德赛回家的片段。另一组诗则叙述了这场战争的整个过程，但仅存一部分，而且主要存在于晚期文献的引文中。这些诗歌都被认为与口述的传说同时存在。
    特洛伊战争组诗的图片在公元前 7 世纪初就已经存在，常见于公元前 6 世纪的希腊瓶子上，也见于壁画上。56 经常被描绘的片段是帕里斯裁决、劫掠海伦，以及海伦和墨涅拉俄斯的重聚。帕里斯是特洛伊的一位王子，年轻时受神谕，被要求选出最美丽的女神，并赠她刻有“送给最美的女神”的金苹果。当神的使者赫尔墨斯告诉他这个任务时，他正在山坡上放牧。三位女神来到他跟前等待评判，分别是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阿佛洛狄忒向帕里斯承诺，她会帮他向最美丽的凡人海伦求爱并赢得海伦， 尽管海伦此时已经嫁给了墨涅拉俄斯。由此，阿佛洛狄忒在裁决中获胜，帕里斯将苹果给了阿佛洛狄忒。
    故事继续发展。帕里斯去斯巴达面见墨涅拉俄斯，而墨涅拉俄斯那时正好被叫去参加一个葬礼。墨涅拉俄斯外出期间，帕里斯在阿佛洛狄忒的帮助下成功引诱了海伦，并把她带回特洛伊。这引发了长达 10 年的特洛伊战争，最终特洛伊沦陷，海伦与墨涅拉俄斯重聚。在公元前 1 千纪的希腊器物中，保存下来的罐子相对丰富。
    黑色人物形象的风格约在公元前 7 世纪末出现于科林斯，一个世纪之后被起源于雅典的红色人物风格取代，黑色和红色都在与背景的鲜明对比下展示了所绘的人物图像。两种风格都在希腊世界传播，且都绘有特洛伊战争，57 已发现的相关题材可上溯至公元前 4 世纪和公元前 3 世纪。现存的有关帕里斯裁决的场景以数种方式描绘，但通常是帕里斯在牧群中演奏里拉琴，女神们排队等待评判，而赫尔墨斯就在附近。苹果则很少看见。在这些早期的例子中，女神穿着传统的长及脚踝的希腊长袍——希顿（chiton）。该场景在其他媒介上也可看见，例如公元前 6 世纪中叶伊特鲁里亚墓葬中墙上的陶板。此时已经有青铜、金和银器的生产，但几乎没有保存下来，可能是因为它们被熔化后继续重复使用了。铸造和锤揲工艺也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应用，铸范、模具和印章均发现于这一区域的手工业遗址内。58 这些遗存，包括希腊陶器，或有希腊神祇，但很少有证据表明是否装饰有特洛伊战争的场景。然而，在此期间该故事应该继续被阅读和讲述，因此在整个希腊世界妇孺皆知。
    公元前 4 世纪，得益于后来被称为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国王的征战，希腊世界急剧扩展。亚历山大大帝在成年后的大多数时间都致力于向东开疆拓土，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在公元前329 年抵达巴克特里亚，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征服了该地区。在公元前 327 年胜利之时，他娶了一位新娘罗克珊娜（Roxana）。史学家通常认为她是巴克特里亚人，是奥克夏特斯（Oxyartes） 的女儿。59 尽管亚历山大的统治持续不长，他在公元前 323 年死于巴比伦（可能缘于中毒），但他将希腊的语言、管理体制、建筑、艺术和文化带到中亚，对该地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希腊化”。60 这种影响还可能波及更东的地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出土的真人大小的雕塑与此有关。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就是例证，表明希腊文化传播到了整个欧亚大陆。61
    亚历山大去世后，巴克特里亚处于塞琉古王朝（前 312—前64）的统治下，这一王朝在鼎盛时期曾扩张到地中海沿岸。希腊贵族统治着城市，他们都是来自故土希腊的新移民。因此，希腊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从移民、外交人员、贸易者、士兵那里获得新的动力和想法，并被每一代人适应和吸收。但它并不会使当地的传统泯灭。例如，希腊阿提卡黑绘陶在塞琉古王朝早期可以看到，公元前 3 世纪时却消失了。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希腊陶器被施以当地的绿釉，与此同时，当地典型的精美蛋壳器仍在继续生产。62
    塞琉古掌控中亚土地的时间并不长，公元前 3 世纪中叶就被帕提亚人赶出巴克特里亚和波斯，之后则以叙利亚为基地实行统治。一位当地统治者在公元前 3 世纪中叶时宣称自己是索格底亚那、巴克特里亚和马尔吉阿纳的统治者，他于公元前 210 年与塞琉古国王的女儿的联姻，巩固了所谓“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前 256—前 125）的自治。63 塞琉古和巴克特里亚钱币上的国王肖像，采用了亚历山大的肖像风格，另一面饰有希腊传说和希腊神祇，如宙斯、阿波罗和赫拉克勒斯。尽管不能确定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不同势力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统一，但希腊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例如 1 世纪掌权的贵霜（见第三章）就接受了很多希腊的文明，包括改自希腊语的文字和货币制度。64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一直试图解决同时代对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富有的描述，与考古遗存贫乏之间的矛盾。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博描述：“巴克特里亚有城池千座。”但在整个 20 世纪，考古学家在被推测为巴克特里亚古城的巴尔赫什么也没有发掘到，所以法国考古学家富歇（Alfred Foucher，1865— 1952）断言“巴克特里亚是海市蜃楼”。65 但 1964 年，在阿姆河与科克恰河交汇处、巴尔赫东部的阿伊·哈努姆发现了大型城市  的遗存。其后保罗·伯纳德（Paul Bernard）率领的团队在那里发掘了十余年，他们认为城址是东巴克特里亚的都城。在英雄祠（heroon，建立者的纪念碑）、健身场、剧院和带有雕像的喷泉等典型希腊建筑遗存上，可见希腊文化的影响。66 但考古学家认为，大型的中央宫殿和上层贵族的居址明显受到伊朗观念的影响，寺庙和防御工事则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启发。67 瑞秋·梅尔斯（Rachel Mairs）指出，从外部时空看，我们将巴克特里亚看作“这些彼此割裂的影响结果的总和，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多种影响相互结合下所创造的、巴克特里亚政权和社群这个有机整体”，这是很危险的。68
    除了在阿伊·哈努姆发现的科林斯柱和希腊神祇的雕像，饰 有希腊式主题的金银器也有发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克特里亚窖藏，被发现于蒂拉丘地 1 世纪的墓葬和寺庙中，时间正是希腊-巴克特里亚末期和贵霜初期。69 窖藏中有一件巴克特里亚的阿佛洛狄忒金像和一对耳环，耳环上饰有雅典娜的形象，并用希腊语刻有她的名字。70 其他暂定为希腊-巴克特里亚时期（尽管其出处尚未确定）的发现是三件容器，其上的图案被解释为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前 480—前 406）的作品插图，并且都由敲花细工工艺捶打而成。71 库尔特·魏茨曼（Kurt Wietzmann）认为，这些图像是以早期的希腊和希腊化例子为蓝本的，在那些例子中， 这些故事常见装饰在容器上。72 但他还注意到这几件容器与被认为是原型的器物的差异，尤其是在人物的衣服褶皱上。“复制过程中，人物的动作和轮廓没有变化，但第一个变化通常出现在对衣物褶皱的处理上。纽约碗上妇女希顿的形制让人难以理解，而衣摆在地上呈波浪式展开表明它受到了东方元素的干扰。”73
    希顿是典型的希腊服饰，由羊毛和亚麻制成，搭在肩上。妇女希顿长至脚踝，在胸部下聚拢，有时也用其他材料缠作腰带。在魏茨曼所描绘的那件容器上，希顿垂至脚下并在地上散开，这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萨珊晚期壶中也可清晰见到。那件萨珊晚期容器上的女性裸露着乳房，手持容器、花等各式各样的器物在拱廊下舞蹈，通常与跟希腊酒神和戏剧之神狄奥尼索斯相关的场景一起出现。有学者认为，虽然这在古希腊有其根源，但它已经融入萨珊文化，成为古波斯水神和丰产之神阿纳希塔（Anahita） 崇拜的一部分。74 其他人则认为，该图像虽然来源于罗马或希腊罗马式风格，但在萨珊波斯时期，它已经与当地的季节性节日联系在一起。75
    尽管我们看到罗马文化吸收了部分希腊文化遗产，上文提到的 1 世纪罗马鎏金银壶上的特洛伊战争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