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之统宗
清代学术之系统
论经史儒之分合
关于经学的演讲
论读经有利而无弊
再释读经之异议
“经义”与“治事”
述今古文之源流及其异同
讲学大旨与《孝经》要义
《大学》大义
《儒行》要旨
《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余论
论今日切要之学
关于史学的演讲
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
历史之重要
民国光复
论读史之利益
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
略论读史之法
关于《春秋》的演讲
《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
文章流别
白话与文言之关系
儒家之利病
适宜今日之理学
在孔子诞辰纪念会上的演说
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

    国学之统宗
    无锡乡贤，首推顾、高二公。二公于化民成俗，不无功效，然于政事则疏阔。广宁之失，东林之掣肘，不能辞其咎。叶向高、王化贞、邹元标、魏大中等主杀熊廷弼，坐是长城自坏，国势日蹙，岂非东林诸贤，化民成俗有余，而论道经邦不足乎？今欲改良社会，不宜单讲理学。坐而言，要在起而能行。周、孔之道，不外修已治人，其要归于六经。六经散漫，必以约持之道，为之统宗。余友桐城马通伯，主张读三部书，一《孝经》，二《大学》，三《中庸》。身于三书均有注解。余寓书正之，谓三书有不够，有不必。《孝经》《大学》固当，《中庸》则不必取。盖《中庸》者，天学也。自天命之谓性起，至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止，无一语不言天学。以佛法譬之，佛法五乘，佛法以内者，有大乘、小乘、声闻独觉乘，佛法以外者，有天乘、人乘。天乘者，婆罗门之言也。人乘者，儒家之言也。今言修己治人，只须阐明人乘，不必涉及天乘，故余以为《中庸》不必讲也。不够者，社会腐败，至今而极。救之之道，首须崇尚气节。五代之末，气节扫地，范文正出，竭力提倡，世人始知冯道之可耻。其后理学家反以气节为不足道，以文章为病根，此后学之过也。专讲气节之书，于《礼记》则有《儒行》。《儒行》所述十五儒，皆以气节为尚。宋初，尚知尊崇《儒行》，赐新进士以皇帝手书之《儒行》。南宋即不然。高宗信高阅之言，以为非孔子之语，于是改赐《中庸》。大概提倡理学之士，谨饬有余，开展不足。两宋士气之升降，即可为是语之证。今欲卓然自立，余以为非提倡《儒行》不可。《孝经》《大学》《儒行》之外，在今日未亡将亡，而吾辈亟须保存者，厥惟《仪礼》中之《丧服》。此事于人情厚薄，至有关系。中华之异于他族，亦即在此。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不但坐而言，要在起而行矣。先讲《孝经》。
    学者谓《孝经》为门内之言，与门外无关。今取《论语》较之，有子之言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与《孝经》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意义相同。所谓犯上作乱，所谓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均门外之事也，乌得谓之门内之言乎？宋儒不信《孝经》，谓其非孔子之书。《孝经》当然非孔子之书，乃出于曾子门徒之手，然不可以其不出孔子之手而薄之。宋儒于《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章，多致反驳，以为人之本只有仁，不有孝弟。其实仁之界说有广狭之别，克己复礼狭义也，仁者爱人广义也。如云孝弟也者其为爱人之道之本与，则何不通之有？后汉延笃著《仁孝先后论》，谓孝在事亲，仁施品物。孟子谓亲亲而仁民，由此可知孝弟固为仁之本矣。且此语古已有之，非发自有子也。《管子·戒》第二十六“孝弟者仁之祖也”。祖与本同，有子乃述管子之语耳。宋人因不愿讲《论语》此章，故遂轻《孝经》，不知汉人以《孝经》为六经总论，其重之且如此。以余观之，《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即《孝经》“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之意。孔子之说，实承《尧典》而来。宋人疑之，可谓不知本矣。且也，儒、墨之分，亦可由《孝经》见之，墨子长处尽多，儒家之所以反对者，即在兼爱一端。今之新学小生，人人以爱国为口头禅，此非墨子之说而似墨子。试问如何爱国？爱国者，爱一国之人民耳。爱国之念，由必爱父母兄弟而起。父母兄弟不能爱，何能爱一国之人民哉？由此可知孝弟为仁之本，语非虚作。《孝经》一书，实不可轻。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