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天星斗”的中国史前文明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
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
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
重建中的“中国史前史”
文化与文明
中华文明的新曙光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考古老兵给青年人的话
考古学是搞什么的?
从“瓦罐排队”谈起
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
给青年人的话
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
考古与中华文明杂记
斗鸡台考古见闻录
姜城堡等三地调查报告
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
——考古寻根记
华(花)人,龙的传人,中国人的源、根从何而来,三者成为同义词从何说起?中国考古学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对于这问题总算已经找到解答的钥匙。
中国古文化有两个重要区系: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它们都有自己的根(祖先)、自己的标志。两者出现或形成的时间约当距今六七千年间,都是从自己的祖先衍生或裂变出来的。仰韶文化的一种标志是玫瑰花(包括枝、叶、蕾、冠或仅花冠);而红山文化的一种标志是龙或仅龙鳞。
华(花)和龙最早分别出现在距今六七千年间的华山脚下和燕山之北,而两者的根(祖先)的成长时间则在当地距今七八千年间,产生的时间同步、条件相似,追根究底尽管我们不能说两者从开始就是“一家人”,但却可以承认这件事实本身意味着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亚大陆了。
华(花)与龙的结合(距今五六千年间)
华山脚下的玫瑰与燕山以北的龙的中间对接点在桑干河上游(河北省、山西省北部)一带。
两者真正结合到一起的证据发现在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建平、喀左(辽宁省西部地区)一带,时间不晚于距今五千年间。那里近年发现的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含有玉雕猪龙、玉雕玫瑰、玫瑰图案彩陶筒座与彩陶盆的巧妙结合。玉雕猪龙放在男墓主人身上,彩陶玫瑰图案盆和筒座配置在积石冢四周。
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可以看作是以龙和华(花)为象征的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结合到一起,从而进发出文明“火花”。
历史的转折
距今五千年左右期间,中华古文明面临又一个历史的大转折。现在已摆在面前诸多迹象,如:青铜器的传布和文字的发明,篮纹陶器、三空足陶器、朱绘陶器的起源等等。
例如中国古文化中有一组奇妙的器皿:小口尖底瓶和三空足的鬲类。前者流行的时间约当距今七千至五千年前;后者流行的时间约当距今五千至两千四五百年间。商代甲骨文中也有一组和它们相应的象形字。在大青山下的河套地带和桑干河上游地带的考古发现,证明两者有过交错关系,可以论证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甲骨文有关的三个象形字代表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三个时期(七千至五千年间,四千至五千年间和四千至两千年间)的特征器皿。第二,三个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到、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因此,甲骨文实物虽出自晚期商代人们之手,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
中国——观念形态与政治实体的形成
距今四五千年间,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人们使用大石磬与鳄鱼皮鼓随葬,反映社会发展到比红山文化更高的阶段。他们使用的具有明显特征的器物群,包括源于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斝,到真正鬲出现前的完整序列,源于红山文化的朱绘龙纹陶盘、源于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种“∠”形石推刀,反映他们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
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所以称舜即位要“之(到)中国”。后人解释:“帝王所都为中,故日中国。”
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即“帝王所都”。而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甚至包括江南的古文化均相聚于此,这倒很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这样,我们讲晋南一带的“中国”一词就把“华”、“龙”等都包揽到一处了。
中华一统概念从理想到现实
距今四至两千年间,经历夏商周三个王朝,又称“三代”,到秦统一。《史记》说:“秦以兵灭六国,并中国。”这个“中国”不同于“五帝”时代和舜“之中国”的那个“中国”,已和我们现在说的“中国”从词义上讲没有不同了。这个转变过程怎样理解呢?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统中国从理想到现实,就是距今四千至两千年间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理想,把理想变为现实,是从三代至秦各国“逐鹿中原”的结果。从陶寺文化以来的“晋地”(指晋南)恰恰在“逐鹿中原”这个大政治漩涡的边缘,社会生活比较稳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春秋时期有句谚语“楚材晋用”。近年考古发现,从距今四千年前到西周中叶,晋地的陶鬲一直是沿袭陶寺文化那种“斝鬲”的由筒腹结合三袋足的传统。这足以说明,对秦人的统一事业,晋人曾起过“铺垫”作用。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
(原载《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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