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第一章  东北亚地区国家政党政治发展与研究
第二章  东南亚地区国家政党政治发展与研究
第三章  南亚地区国家政党政治发展与研究
第四章  中东地区国家政党政治发展与研究
第五章  非洲地区国家政党政治发展与研究
第六章  拉丁美洲国家政党政治发展与研究
第七章  非执政共产党政党政治发展与研究
第八章  独联体国家政党政治发展与研究
第九章  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发展与研究
第十章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政党政治发展与研究
第十一章  大洋洲国家政党政治发展与研究
第十二章  欧洲国家政党政治发展与研究
第十三章  2023年党的对外工作发展与研究
第十四章  国外政党政要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后记

    《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2023—2024）》是继《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2021—2022）》《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2022—2023）》之后的第三部年度研究报告。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与该国的政党、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发展质量密切相关。政党政治发展研究系列报告以年度报告的形式，向人们介绍和展现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发展与研究的情况，以帮助其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区域国别政党政治的演变现状、演变过程及其发生根源，深刻理解各国兴衰演变中政党政治作为关键性变量的内在逻辑，这对于准确理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将有所助益。2023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政党政治加速演进的一年，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2023—2024）》即将出版之际，有必要向广大读者介绍以下几方面情况：一是2023年世界各区域国别政党政治主要变化和发展特征；二是本研究报告的任务由来和写作过程；三是本研究报告的框架结构和主要特点。
    一、2023年世界政党政治主要变化和发展特征
    2023年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加速演进，乌克兰危机持续升级，2023年10月7日巴以冲突又起，两场战争引发地缘政治格局、全球发展格局、世界政党格局发生难以确定的变化。2023年的世界政党政治主要变化和发展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美欧等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特点
    1.美国政治极化与政党内争外斗的持续升级
    2023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持续呈现极端对抗之势，美国宪政体制功能失调状况加重，不仅两党斗争激烈，而且同一政党内部也分裂严重。出于对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的算计，闹剧频出，不断刷新着民众对美式民主体制和美国政党政治认知的下限。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上的“双标”在国际国内广受诟病，民意对立与社会分裂呈加剧之势。
    第一，美国国会政党内斗日趋“白热化”。2023年美国政党政治以众议院议长“难产”拉开序幕。1月3日，美国第118届国会开幕。已经获得共和党党团提名的凯文?麦卡锡在议长选举中陷入1923年以来首次得票无法过半的困境，经过15轮投票才最终以1票的优势勉强当选议长。这使得本次议长选举成为美国众议院自1859年以来最难产的一次。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几位共和党右翼强硬派议员坚决拒绝投票给麦卡锡。在麦卡锡任职仅仅9个月后的10月3日，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提出罢免议长一职的动议，众议院随后开始进行罢免麦卡锡的投票。而麦卡锡的共和党盟友并未能阻止此动议，8名强硬右翼共和党人与208名民主党人共216人投票支持罢免麦卡锡，210名共和党人投票支持议长留任，最终麦卡锡下台。麦卡锡成为美国历史上首名被罢免的在任众议长。反对麦卡锡的共和党人多来自“自由连线”这个始建于2015年的议员非正式组织，它基本上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期间崛起的“茶党”运动极端保守与反建制的特点。这次两党在众议院的对决使得一直处于隐形状态的共和党内部碎片化的局面公开显现。10月3日麦卡锡被罢免以后，众议院共和党人推选议长陷入如美国媒体所说的“极其荒诞的政治内斗循环”，强硬保守派不接受“传统派”议长人选，较温和派又不同意“强硬保守派”人选，议长选举陷入僵局，共和党沦为全国的笑柄。在众议院陷入瘫痪的3周内，美国的重要立法议程无法推进，比如无法审议旨在避免联邦政府部分“关门”的拨款法案，无法批准美国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直到10月25日，共和党在全院表决中才达成一致，迈克?约翰逊当选众议院议长，至此美众议院终于逐渐走出过去几周的混乱局面，结束了美国“近年来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极化意味着两党之间异质化加剧的同时，政党内部走向高度同质化，突出表现为政党内部投票的一致性。与共和党内部分裂冲突一样，民主党内部亦是如此。巴以冲突对民主党内部造成巨大冲击。拜登政府力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但民主党内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巴勒斯坦，双方政治认同产生分歧，由此引发党内支持巴勒斯坦者针对拜登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暴露并逐步加深民主党内部深刻分歧，给拜登争取2024年总统竞选连任制造了更大的难题。
    第二，民主程序被党争的系列案件与审判所裹挟，“否决政治”已转为“报复政治”。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以来，围绕他的争议焦点是他的满身官司。他曾遭遇众议院两次弹劾，这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联邦层面，他面临着司法部的两起刑事诉讼；在地方层面，他在多个州面临着刑事或民事起诉。2023年4月4日，特朗普因“封口费”案件在纽约市出庭应诉，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刑事起诉的前总统。8月3日，特朗普在华盛顿特区一个联邦法庭出庭应诉。8月14日，美国佐治亚州大陪审团决定对特朗普提起诉讼，指控其涉嫌推翻2020年美国大选佐治亚州的选举结果。民事诉讼或许会让特朗普伤财，刑事诉讼则可能把特朗普关进监狱。民主党人强调起诉特朗普是依法进行，共和党人则指责民主党人的做法是将司法武器化，是在试图打击他的选情。而特朗普将指控变为自己的竞选手段，把自己塑造为受害者的形象为竞选造势。民调数据也显示，官司缠身的特朗普支持率不降反升。特朗普在共和党内获得的支持率遥遥领先，在2023年拒绝参加党内候选人辩论的特朗普支持率超出位列第二的竞争对手3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前两次受到指控后，特朗普的竞选筹款激增。
    2023年12月19日，美国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更是作出一项历史性裁决，禁止特朗普参加该州2024年总统初选，无疑使已经混乱至极的美国政治陷入更加混乱的泥沼。此次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是美国历史上法院首次根据1868年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禁止叛乱分子担任合众国公职的第三款条例，取消其总统候选人资格。随后12月28日，缅因州州务卿申娜?贝洛斯也表示根据宪法叛乱者条款，取消特朗普在该州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党内初选的资格。截止到2023年12月28日，选民和倡议团体已在超过12个州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特朗普参加将在2024年11月5日举行的下一届总统选举。选举未到，官司先到，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美国民主程序的运行已成为“报复性”党争的工具。
    与此同时，众议院对拜登的弹劾调查自2023年9月12日以来一直在进行，当时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单方面启动了调查，指控拜登在2009年至2017年担任副总统期间，从其子亨特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国外商业交易中不当获利。11月8日，美众议院共和党人向拜登家族成员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在对拜登的弹劾调查中作证，弹劾调查不断升级。12月13日，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表决，决定对拜登展开正式弹劾调查。这时启动弹劾案肯定无法将拜登赶下台，因为即使众议院通过投票弹劾，还必须参议院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这在民主党以51比49占多数的参议院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共和党此番操作更多是出于在2024年总统大选前攻击拜登的考虑。弹劾制度的设置理念源于美国宪政中对权力的制衡，但在政治极化时代，弹劾已成为一种政党间竞争和报复的工具。如果这种降低弹劾门槛的党争操作逐渐成为常用手段的话，将威胁到美国宪政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治结构。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选期临近，两党使用民主程序来相互攻讦打压，大打司法牌或将成为常态，这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
    第三，最高法院右转，司法独立及司法公正受到党争侵蚀。长期以来，独立而强大的司法机构一直被视为限制政府权力和促进法治的最佳方式。这项制度的设置保障了即使政党间在政策立场上水火不容、冲突严重，联邦司法部门依然可以保持独立、中立和公正。然而，政党之间、政治部门和民众之间日益加剧的两极化影响了联邦和州层面的司法系统。过去20多年间，美国政治极化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司法系统产生影响。一是政治极化影响法官的选拔，无论选拔方法是基于党派选举还是由政治领导任命，提名法官的州长和总统、确认法官的立法者以及投票给法官候选人的选民，更倾向于根据党派关系和意识形态支持或反对法官。二是政治极化反映在法官所作的决定中，特别是加剧人们在社会问题如堕胎、枪支管控或平权行动上的政治分裂。最高法院在最突出和最具有争议的案件中所作的决定，经常是根据党派关系和意识形态作出的。三是日益两极化的司法裁决导致社会公众通过更具党派色彩的视角来看待法官和司法决策，尤其是最高法院。四是政治极化下，有时会通过授权法院拯救陷入政治僵局而瘫痪的立法机构，这会对三权分立体制的运行效果产生影响。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之间的争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上，如生殖健康权、持枪权和环保，整个美国不同阵营之间的观点冲突愈发不可调和，这在2022年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后达到顶点。截至2023年12月，已有14个州颁布堕胎禁令或其他妊娠限制，其中13个州的堕胎禁令是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立即生效的。红州和蓝州、保守派和自由派，对此判决的反应截然不同，美国社会的这一裂痕已经在各州悄然涌现。
    2023年美国政党政治的特点是，美国人对现有政治制度的信心有所下降，无论是对总统表现的满意度，还是对政治机构有效性的信心，这导致了对以宪法最高法院为首的司法制度信心的下降。两党在各种问题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极化，这种两极分化已扩大到社会的大部分选民。从堕胎、枪支管制和移民相关的各种政策，到同性婚姻等问题的分歧冲突触动了根本的价值观念。在“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的潮流之下，美国两党之间既无共识更无妥协，两党恶斗将造成越来越深的宪政危机和国家分裂。
    2.分裂的党派和“破碎的英国”
    到2023年英国保守党已连续执政13年，保守党所处的困境是不断右倾并分裂加剧。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之后，保守党右翼激进派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保守党右翼激进派在主导英国政治后，给英国带来了动荡和不安。再加上“脱欧”后英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新冠疫情和一些重大地缘政治事件的冲击，英国出现频繁更换首相和大臣的乱象，政策缺乏稳定性、经济增长长期乏力等问题凸显。这一系列现象导致保守党支持率不断走低，丧失了大量的中间选民。民调显示，保守党的支持率已经低于最大反对党工党大约20个百分点。同时保守党内部分裂严重，在2023年10月保守党年会期间，所谓的“新保守党”举行了宣言集会。他们的要求很激进，从推出《欧洲人权公约》到打击“性别意识形态”，无所不包。以前首相特拉斯为代表的保守党人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言行只为迎合选民而不考虑后果。在连续执政13年后，“保守党已经脱离了人民”，在2023年5月地方选举中，保守党遭受重创，失去了1000多个议席，只获得了26%的选票，保守党面临出局风险。
    “破碎的英国”无疑与保守党执政所导致的政治经济衰败密切相关。“破碎”在一定程度上指的是英国普通民众的感受。其中最生动的例子来自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到2023年9月，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下等待常规治疗的病人人数达到创纪录的760万，截至2023年7月底，英格兰约有39万病人等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开始接受常规医疗治疗。此外，英国有百余所学校面临倒塌风险而被要求关闭，还有罢工引发的机场和铁路混乱、能源问题等。很多人认为英国现在很多问题源于“脱欧”，保守党的分裂加剧了英国人的不安情绪。
    工党一直以来都承载着左翼进步和社会民主的传统。然而，近年来在工党内部，就是否应该更加强调社会主义理念、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如何应对全球化等问题，一直存在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包括左翼进步派、中间派和更加传统的工会派系等工党内部派系之间的分歧始终存在。党内分歧不仅是一个政党内部问题，更是一个国家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政治现象，这一现象对于政党发展前途的危害甚至是致命的。英国传统老牌政党保守党和工党内部的分歧不仅影响政党自身的发展，也直接涉及英国政党政治的走向。
    3.欧洲国家出现新的左右失衡，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发展速度加快，政党碎片化格局进一步显现
    第一，欧洲国家政党政治出现了新的左右失衡。几年前随着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的上台，欧洲国家政党政治曾一度出现左右平衡。但是在2023年，俄乌冲突持续不断冲击着欧洲国家政党政治。俄乌冲突一开始，出于欧洲总体战略设计和安全考量，主流政党旗帜鲜明地倒向支持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的立场。但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发展，欧洲各国经济和社会遭受日趋突出的消极影响，导致人们对各国主流政党的政治控制能力更加不满与怀疑。在俄乌冲突持续的同时，2023年10月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武装冲突再次引发了欧洲政治的震荡和政党分化。欧洲不同政党表达了不同的声音，
    尤其是随着以色列针对哈马斯行动升级及其所导致的平民伤亡大幅增加，不同政党之间、主流政党内部的分化日趋突出。分化主要围绕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态度、如何应对对巴勒斯坦的援助以及难民这几个问题展开。2023年欧洲多国选举中，右翼政党几乎赢得了所有西欧地区国家的选举，在北欧国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如芬兰、荷兰的大选以及挪威的地方选举所显示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在左翼力量长期占主导的北欧国家———的传统政治版图出现了改变趋势。在荷兰，由于自由党的崛起，政治局势变得混乱不清。在芬兰，右翼的民族联合党和民粹主义政党芬兰人党压倒社会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和第二大党；而中右翼的中间党也首次出现未能在任何地区赢得多数的现象。在挪威，地方选举显示出政治格局重新调整的迹象，更是为挪威长期执政的第一大党工党敲响了警钟。
    第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影响日益显著。这是近年来影响欧洲政治走向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目前的时局下，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政党能够通过更为灵活的政策立场来扩大政治影响力。一方面，针对俄乌冲突，它们迅速表态，包括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对接受乌克兰难民持开放态度，从而模糊了自己反建制和极化的形象，为自己树立了一种新形象。另一方面，它们又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反对由本国民众承担对俄罗斯制裁的成本，这一立场为其赢得了政治资本，为一度低落的民粹主义力量寻找到了新的动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寻找与中右翼政党合作的过程中，为了消除后者的疑虑，也作出了一些重大的妥协，尤其是在尊重宪制和既有的秩序方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实际成为影响众多欧洲国家左右翼政治平衡的关键力量。
    第三，政党政治的碎片化已成为欧洲政治的新常态。政党政治的碎片化是政党的一种结构性状态，同时也反映出政党政治的一种新政治生态。基于这种新的政治生态，一方面，脆弱的平衡局面下，政府组建更加频繁和愈加艰难，随之而来的是难以形成共识政治、难以及时地作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决策，如2023年德国红黄绿“交通灯”式的政府那样；另一方面，政党的分化与组合更为频繁，新政党的不断出现进一步加大了政治的不确定性。因此多党制共识政治的缺乏和由此导致的政策制定困难，这样的治理难题在今后将长期伴随欧洲国家的政党政治。至于加拿大、日本等属于西方政治体系的国家，在内政方面，自身的软弱腐败，严重损害其执政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执政党的民调支持率出现前所未有的新低，在外交政策上则唯美国马首是瞻。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2023年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不大。日本、韩国在下文亚洲政党政治中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