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前言
序一  吴宗国
序二  荣新江
导言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核心概念
  第二节  隋唐国家祭祀的基本结构
  第三节  研究史回顾
  第四节  本书的总体构想
  第五节  材料与方法
第一章  隋唐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
  第一节  自然神的人格化
    一  以岳渎为代表的山川神
    二  风师雨师
    三  后土
  第二节  释奠礼制与孔庙祭祀
    一  偶像崇拜与天下通祀
    二  释奠之外的孔庙
  第三节  对于先代帝王的祭祀
    一  儒家经典的祭祀原则及其法典化
    二  隋唐国家礼典与法典的规范
    三  天宝新制
    四  《大唐郊祀录》与中晚唐的祭祀实况
  第四节  散布长安坊里的皇家祠庙
  小结
第二章  道教、佛教与国家祭祀
  第一节  皇帝图像与宗教祭祀
    一  图像与祭祀
    二  道教与地方寝庙
    三  当朝皇帝的图像与寺观
  第二节  唐代前期的岳渎祭祀与道教
    一  唐以前的岳渎祭祀与道教
    二  唐高宗封禅大礼中的道教因素
    三  道教徒马元贞与武周革命的政治宣传
  第三节  五岳真君祠与盛唐国家祭祀
    一  相关石刻材料概说
    二  相关史实考证
    三  司马承祯与真君祠建立的理论依据
  第四节  国家祭祀、道教信仰与民间崇拜
    一  道教对于国家祭祀的态度：对于血祭的反对
    二  唐代国家的岳渎投龙
    三  礼制、道教与民间崇拜的互动
  小结
第三章  “祀典”与“淫祠”之间
  第一节  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
    一  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
    二  生祠
    三  城隍神
    四  到任谒庙惯例的形成
  第二节  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
    一  唐以前国家祭祀的儒家化与“淫祀”的判定
    二  唐代国家控制地方祠祀方式的变迁
    三  北宋新神明体系的建立与“祀典”“淫祠”概念的落实
  第三节  中晚唐佛道教与地方祠祀的合流
    一  佛教与地方祠祀的互动
    二  道教与地方祠祀
    三  晚唐五代寺观功能之神祠化
  小结
第四章  从祈雨看隋唐的国家祭祀与社会
  第一节  礼法制度下的中央祈雨活动
    一  以大雩为中心的祈雨礼仪
    三  长安城的祈雨空间
  第二节  州县祈雨的理论与实践
    一  礼制规定与地方神祠
    二  宗教因素
  第三节  祈雨反映的祭祀原则及其社会功能
    一  祈报原则与实用精神
    二  祈雨的社会功能
  小结
结论
附录一  《唐华岳真君碑》考释
附录二  唐代潜山的信仰世界
附录三  两《唐书》本纪所见之大旱与祈雨编年表
参考文献
索引
初版后记
出版后记

    ☆随着国家祭祀体系的儒家化，先代帝王之祭祀也从儒家经典的抽象原则逐步得到落实，并体现在国家的礼典与法典之中。在这个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先代帝王祭祀的性质从“圣贤”向“帝王”的重心转变。《礼记·祭法》中规定祭祀的先代帝王是上古的圣王，这反映了道统与治统合一时的情形，即帝王与圣贤一体。随着二者的分化，先代帝王祭祀中“帝王”的一面逐渐得到强化，这个变化从隋代开始，到唐玄宗推行新制时达到顶峰。可以看出，国家强调的是其代表的政权合法化问题，而百姓则将其视作地域社会中的灵祠，寄托着他们的愿望与要求。
    ☆祭祀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信仰问题，信仰本身既可以是一种简单朴素的观念，也可以是一种复杂的理论体系。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总是力图建立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信仰系统，先秦时期的天道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从实践上说，面对魏晋隋唐时期盛行的佛、道二教，国家亦试图将其加以消化和整合。从隋文帝以来，皇帝的肖像被供奉于佛寺之中，成为民众祭祀的对象，而唐代在一些特定地点，道教与宗庙祭祀又结合起来。随着皇帝图像（写真与铸像）供奉于寺观的流行，国家宗庙与皇帝本人的祭祀也与民众发生了更为密切的关系。
    ☆在佛、道二教中，道教与国家祭祀的关系更值得重视。道教出于对于血祭的反对，力图改造国家祭祀，从南北朝到隋唐，道教投龙仪与国家岳渎祭祀的结合是非常明显的，其中高宗的封禅、武周代唐的政治宣传都是其间的重要事件。这种趋势到唐玄宗时达到顶峰，在司马承祯的建议下，有了五岳真君祠、青城山丈人祠及庐山九天使者庙的建立。然而，五岳真君祠并未取代国家的五岳祭祀系统，它们更多是作为替国家、皇帝和百姓祈福的道观而存在。而且，从司马承祯到晚唐的杜光庭，其洞天福地说中关于五岳的叙述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表明国家观念也深深影响了道教理论的书写。与此同时，道教仙真高于岳神的观念成为唐代许多民间传说的主题，而岳神形象的破坏却使得这些国家祭祀的对象贴近了民众的生活和信仰世界。到五代宋初时，真君祠常与岳庙同时举行祭祀仪式，特别是岳庙也往往举行道教仪式，这一切都使得五岳的道教性质逐步定型。
    ☆总之，那种将宗教与国家礼仪完全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在唐代，宗教并不仅仅是民众（包括士大夫）的个人信仰，而且也进入了“公”的领域，并成为国家礼仪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纽带。从本质来说，国家的政治表象有两个方面，一是合法性，一是神圣性，在传统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古时期，二者密不可分。国家往往通过强化其神圣性来凸显自身的合法性，皇帝图像进入寺观、岳渎祭祀与道教的结合、相关民间故事的流传，都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国家政权的神圣性，祭祀活动本身也因而具有强烈的象征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