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赛先生：当代中国人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钱理群）
导 论
  “文学中国”遭遇“赛先生”之后
    一、走出实验室：“科学”的社会化
    二、“情动于中”：科学故事在述说什么？
    三、“现代文化的不安定层”：一种文学生存论
    四、赛先生升格运动与文学转型
上篇  历史转轨中的“赛先生”：
    文学的“游说”与“游离”
  第一章 社会主义文化与科学话语的复杂张力
    ——以蒋子龙的工业题材小说为例（1975—1982）
    一、历史与文学的转轨：“老干部”变身“新人”
    二、三种工作法：“管理科学”“关系学”与投机主义的旋涡
    三、难以同行的“赛先生”与“德先生”：过渡时期的干群关系
    小结：“老干部”叙事的背面：“老工人”退场
  第二章 “科学家英雄”的诞生及其后果
    ——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一、“爱”与“美”的主体抒情机制
    二、改写“又红又专”：“政治感”的变迁与“知识人”的诞生
    三、从“珠峰”到“人间”：“成功学”叙述的现实危机
    小结：“赛先生”升格与“知识”降格
  第三章 “救救孩子”变奏曲
    ——新时期初期教育题材书写的构造与限度
    一、“治病救人”的“阅读疗法”
    二、叶圣陶的“救救孩子”与《中国青年》的思想讨论
    三、“分母”的命运：知识与道德的分离
    小结：“爱的教育”如何可能：反思启蒙进化史观
  第四章 制造“未来”
    ——论历史转折中的科幻畅销书《小灵通漫游未来》
    一、“未来”从何来？
    二、物质还是精神：“未来”怎样书写？
    三、用“未来”发明历史与现实
    小结：重启科技书写的社会性向度
  第五章 当代中国语境下“科幻”概念的生成
    ——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科文之争”为个案
    一、三种叙述模式与再考察的必要性
    二、记忆的空白：“属科派”的观点及其逻辑
    三、如何认识“自由度”：社会主义文化转轨中的科幻
    小结：想象融合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共同文化”
下篇  从“赛先生”到赛博格：
    文明转型与文学创造
  第六章 认知媒介与想象力政治
    ——作为“新显学”的中国科幻研究
    一、新显学的诞生
    二、当代中国的“科技”及其文学形式
    三、认知媒介与想象力政治
    小结：科幻文学的文明意义
  第七章 赛博时代的创造力
    ——近年诗歌创作中的机器拟人与人拟机器
    引言　当代语言经验与二元论的失效
    一、她们“是人类的姿态”
    二、“人拟机器”的反讽：以创造的方式复制
    三、在新的“创造力”面前：数据主义、超人文主义与解放潜能
    小结：重启“创造力”的现实感与政治性
  第八章 当代“诗意生活”的生产原理
    ——解读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的文化症候
    一、机器化与诗歌的美学补偿
    二、夜晚：场景化与生活方式的发明
    三、听觉：亲密感与本真性拜物教
    四、情绪：倦怠社会的语言休憩术
    五、植物：当代人格的极致想象
    小结：诗意之归宿，消费或生产？
  第九章 互联网世代的文学生活与主体塑造
    ——以弹幕版四大名著的接受为个案
    一、卷入“信息流”的文化读写
    二、电子社群的“口头语言”
    三、神经元趣味与创造力的“体制化”
    小结：“电子人”的再生产
  第十章 “互联网鲁迅”
    ——现代经典的后现代命运
    一、人人皆可“鲁迅说”：经典的“数字化生存”
    二、“闰土”的赛博分身与“故乡”的新媒体再现
    三、说唱版《野草》：文学传统的“新感性”
    小结：互联网需要经典
注 释
后 记
祛魅时代的人文学探索

    第一章 社会主义文化与科学话语的复杂张力
    ——以蒋子龙的工业题材小说为例（1975—1982）
    “赛先生”穿行至“改革中国”后，首先在经济领域大放异彩。自革命至改革的过渡时期里，恢复与发展生产力，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逐渐成为时代共识。而科学与社会互动，又是最先落实于组织系统的理性化与标准化，“其他现代社会组织都从经济技术组织中获得结构性示范”[1]。中国的改革实践印证了这一点，“市场规律”与“管理科学”等俨然化身崭新“公理”，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诸如薛暮桥、孙冶方、刘国光和许涤新，以及更年轻的经济学家们，起到了巨大的作用。[2]相对而言，文学无法直接参与制度性改革，却以复杂的笔触助力了新共识的确立，揭示了“新科学”落地时带来的复杂问题。如果说，社会科学在改革中国扮演了“药”的角色，在艰难博弈中给出了现实方案，那么文学则以自己的方式反复讲述着“病药相发”的道理，比如作为“药”的科学话语，解决了许多棘手问题，但从长远来看，也未尝不会是“病”的又一根源。
    在这一视野下，蒋子龙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创作的工业题材小说就变得意味丰富，绝非简单重复改革意识形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其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被视为“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蒋子龙也因之成为“改革文学之父”。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评价道：“写主动要求到濒于破产的重型电机厂任厂长，以铁腕手段进行改革的人物的《乔厂长上任记》，被看做是开风气之作；它在读者引发的热烈反响，从一个方面呈现当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独特关系。”[3]在众多类似的文学史叙述中，《乔厂长上任记》所开之风气，意为“改革文学”的勃兴。而所谓“改革文学”，是指“文革”结束之后，以追求城市和农村现代化为主旨的作品类型。
    但蒋子龙本人却对这一文学史美誉多有推辞：“我写工业题材小说时还不知‘改革’为何物，至今也搞不清‘改革文学’的概念。”[4]事实上，自从在《人民文学》1982年第3期上发表短篇小说《拜年》之后，蒋子龙便停止了工业题材的创作。在1989年3月28日给友人陈国凯的回信中，蒋子龙解释了自己为何选择在创作高峰期“激流勇退”：1983年，城市改革逐渐起步，大工业的改革不同于农村的分田到户。我所熟悉的工厂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无法预测。没有把握，没有自信。与其勉强地拙劣地表达，不如知趣地沉默。更何况改革之势迅速异常，“改革文艺”风起云涌，文坛已经热闹起来，少几个凑热闹的没有关系。[5]
    工厂生活曾经是蒋子龙最熟悉的内容。1960年，19岁的蒋子龙从天津铸锻中心技术学校毕业，进入天津铸锻中心厂（后更名为“天津重型机器厂”）工作，成为一名正式工人。虽同年入伍，但1965年退役后再次回到天津重型机器厂（以下简称“天重”）工作，直至1982年被调入天津市作协才彻底结束自己的工厂生活。〔6〕因此有必要明确的是，他“所熟悉的工厂生活”主要是指毛泽东时代的工厂状况以及“文革”结束至1982年间的工厂“新变”。待到城市经济改革全面铺开之时，他已停止工业题材创作，并将笔触移至别处。
    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高峰期（1979—1982年）对应着从“文革”到“改革”的过渡时期，其创作主题是继承与反思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发展状况，并应对工厂新出现的生产与管理问题。换句话说，与其工业题材小说血肉相连的“事实”（fact）/“实践”（practice）是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与工业在改革时代顺延、调整与转型的初始历程。
    P3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