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一章  我是如何当上秘书长的
第二章  战时的同盟开始分崩离析
第三章  秘书处：为了和平而斗争的前哨
第四章  世界的中心在哪里
第五章  伊朗困局
第六章  分裂已成定局
第七章  永久总部
第八章  拉丁美洲的需求和贡献
第九章  时不我待
第十章  巴勒斯坦的挑战
第十一章  巴勒斯坦停战协议达成
第十二章  柏林调解
第十三章  东西方碰撞——莫斯科1946年—布拉格1948年
第十四章  巴尔干困境——贝尔格莱德、雅典和安卡拉，1951年
第十五章  中国的代表权问题
第十六章  我的和平之旅——出访
第十七章  我的和平之旅——莫斯科之行及后续
第十八章  我的任期延长
第十九章  秘书处内的共产党人问题
第二十章  辞职
第二十一章  反思
第二十二章  未来——为了自由与和平

    第一章  我是如何当上秘书长的
    对我来说，这一切的开始并不是在旧金山或伦敦，而是1945年圣诞节那天在挪威高山上的一间度假小屋里。
    为时五年的纳粹占领后，挪威再次获得了自由。战争造成的分离、牵挂和苦难终于结束了。妻子约迪丝和我决定，要和三个孩子希施儿、古丽和梅特，好好享受一下传统的圣诞假期，同行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朗瓦尔德－布拉茨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从1920年以来，我们一起过了很多次圣诞节，但在1940年4月德国入侵挪威后就中断了。我们中有的战争期间留在挪威，有的去了瑞典，其他人去了英格兰，还时不时地会去美国待一阵子。现在我们又都聚在一起了，大家决定好好过一个特别的圣诞节，就像往日一样。
    度假小屋是原木建造的，位于挪威中部哈灵达尔与诺美达尔间的高山上，海拔大约975米，距离最近的火车站至少还有24公里。我们沿着风很大的山路开车到卢克达伦的一个农场，在那儿我们穿上滑雪橇，背上背包，爬过约4.8公里陡峭的山坡，最后才到达度假小屋。屋里很快就暖和起来，一切准备就绪，砍好圣诞树拖进来装饰一番，在深山里准备过—个真正的挪威圣诞节的兴奋，立马就将摸爬到这里的艰辛一扫而空。
    在熟悉的环境中再次聚在一起的欢乐，好像让我们跳出了山下的凡世俗尘，我记不起有哪个圣诞夜能比这次更有意义。一切斗争和烦恼都成了过眼云烟。整个1945年都很紧张，事情不断，但还是开心的一年：我们有太多东西需要感恩。政府的事儿也只有暂时抛诸脑后了，有很多挪威的政治和经济重建事务在等着我。
    圣诞的早晨，我们在吃早饭前去了难得一遇的雪地，先短距离滑了一圈。群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美，开阔斜坡硬地上纯白的新雪闪闪发光，紫杉和矮桦树林银装素裹。遛了一圈儿回来，大家坐在餐桌边胃口大开，直到一个孩子忽然站起来奔到窗户旁。大家看到，山下森林边上，一位孤独的滑雪者正朝着度假小屋而来。很快就认出来那是克努特·阿梅勒姆，一个住在卢克达伦的农民，他负责打理这里的度假小屋，我们入住的时候已经来探望过是否一切舒适。他滑行得很吃力，大家都觉得纳闷，在这圣诞节的早晨，是什么缘故让他又跑一趟。是有人生病，还是给朗瓦尔德·布拉茨送信，或许是奥斯陆的政府机关有信给我？
    到了小屋，克努特先缓了一口气，把雪从靴子里倒出来，将雪橇小心地靠在墙上。然后我们把他请进里屋，一起坐在餐桌旁，这才告诉我们是奥斯陆拍来了电报，并要求他尽快交给我。电报是外交部发来的，内容如下，我肯定是一脸惊愕地读完了全文：
    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史蒂文森先生，请科尔班询问外交大臣赖伊是否愿意出任联合国大会主席，会议将于明年1月10日开幕。史蒂文森先生无法作出承诺，因为还没有和其他代表团商量过，但是，只要赖伊外交大臣愿意，美国人就打算提名他。盼复。
    看完电报后，我又大声读了几遍给其他人听。我的第一感觉是近乎气愤。在这朴素安静的世外桃源，大家正开心着呢，没想到被这封电报给搅和了。让你不得不再次面对现实世界的压力，世界刚刚从严峻的考验中摆脱出来，却得不到片刻的喘息。
    8月在奥斯陆的时候，我的确收到过美国大使馆的密函，问我是否愿意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候选人。密函是美国派驻联合国大会的首任代表小爱德华·赖利·斯特蒂纽斯发来的，他曾作为国务卿主持过旧金山会议。我没有把它太当回事儿。首先，我给予了回复，我不知道到1946年1月自己是否还担任挪威外交大臣。我们将在10月举行战后的第一次选举，届时会有新的或是重组后的政府上台。而且我还提出，在对1946年伦敦召开的大会情况不熟悉的情况下，自己不可能就是否担任大会主席给出明确意见。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没再给美国人更多的回复。我也没听到谁再提及此事，哪怕是我在10月选举后的埃纳尔·基哈德森第二届内阁中再次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我以为这是个试探气球，不可能有下文，早就把它忘了。同时我也认识到，担任首届联合国大会主席，一定是份困难的活儿。在此前筹备工作的漫长国际会议中，我只是参与了旧金山会议，短暂担任过那次会议上起草安全理事会章程的委员会主席。尽管从1935年起我一直在挪威内阁任职，但我的政治关切主要集中于国内事务，一直到二战爆发才第一次担任运输部长，接到又到伦敦流亡政府担任外交大臣。从1940年起，我开始参与很多错综复杂的外交谈判和会议，但大多数都是在私下场合进行的，而且几乎全部都与我祖国的利益息息相关。对我来说，这些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联手对抗纳粹和解放挪威。在我看来，主持联合国大会这样的工作，似乎需要一个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有更加丰富经验的人，一位谙熟外交语言的专家——这些要求我都达不到。
    但决定必须马上作出——一个会涉及家里所有人的决定。遇到这样的事情，赖伊家有个传统，就是所有人畅所欲言，我发现在场只有我一个人瞻前顾后。其他人都没有意见，全部赞成，认为我不可以再拒绝美国代表团的提名——而且这是美国政府的第二次请求。所以我的答复只能是同意。回电被写在一张废纸片上，请克努特发给奥斯陆的外交部。
    一回到奥斯陆就忙了几天。我把情况报告给内阁，他们同意我到了伦敦再就美国人的提议作出最终决定。
    在出席哥本哈根召开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之后，我于1月8日抵达伦敦，当晚美国代表团就来找我了。新年后，无论在奥斯陆还是在哥本哈根，给我的感觉都是美国、苏联和英国已经就我作为候选人一事达成一致意见；但现在我又听说，英国最初是支持提名荷兰外交大臣埃尔科·范·克莱芬斯的，最近两个月又开始大力支持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一亨利·斯帕克。斯帕克先生的突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参加了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秋天的时候就在伦敦了，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我，并没有出席过委员会的会议。经过权衡，我通知美国代表团的代表，我不想他们再考虑对于我的提名问题。用提名去对付我的朋友和战时的盟友，同时也违背了英国的意愿，这是不符合挪威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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