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总论
  一、国学概念的兴起
  二、国学概念的使用
  三、国学的内容体系
  四、国学简史
第一章  汉字与典册
  一、汉字的起源
  二、殷墟甲骨文
  三、典册书籍
第二章  六经的形成
  一、“经”与“六经”名称
  二、春秋时期的经典体系
  三、孔子与“六经”
  四、“六经”内容
第三章  诸子百家
  一、儒家
  二、道家
  三、墨家
  四、名家  附后期墨家
  五、法家
  六、阴阳家
  七、诸子百家思想的结束
第四章  汉代学术
  一、汉代思想
  二、两汉经学
  三、《史记》《汉书》
  四、《尔雅》《说文》
  五、《七略》《艺文志》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与道教
  一、魏晋南北朝的玄学思潮
  二、道教的产生与南北朝道教的发展
第六章  隋唐佛学与魏晋唐宋文学
  一、隋唐佛学思想
  二、魏晋唐宋文学
第七章  宋明理学与学术文化格局(上)
  一、理学的奠基
  二、理学的创立
  三、理学的集成
  四、心学的并峙
  五、理学与心学的交融
第八章  宋明理学与学术文化格局(下)
  一、新道教和内丹学
  二、三教合一的潮流
  三、两宋史学之盛
  四、教育与科举
  五、伟大的科技成就
第九章  清代学术
  一、清初三大儒
  二、乾嘉学术
  三、典籍编纂
  四、史学研究
  五、晚清学术
  六、近代国学观念

    一、“经”与“六经”名称
    如果说汉字和典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那么经典就是典册中的权威文献，“在中国文化中，‘经’指书写文字而言，所谓‘经’是指具有极大权威性和崇高地位的文献，在这个意义上，经书与宗教学所谓‘圣典’相当接近”。例如，佛教有佛经，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不过，与这些宗教圣典不同，中国的经书并非记录神佛的启示和教戒，而是一种人文经典。它是我们的先民历史经验、伦理价值、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具有某些超越时空的价值理念，所以汉代之后的有些思想家将“经”解释为“常道”。
    关于“经”字的定义，历史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看法认为，孔子的著作才能称经，孔子以前以后的著作都不能称为经。他们有经、传、记、说的区别：“就是孔子所作的叫做经，弟子所述的叫做传或叫做记，弟子后学辗转口传的叫做说。”这种说法当然与孔子在汉代之后被尊为圣人有关。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多属于经学史上的今文学家。另一种看法认为，经只是一切普通的书籍。经、传、论的区别，也不是因著者身份的差别而不同，而是与书籍的形制有关。经的本义是织布的纵丝，《说文解字》云：“经，织也，从糸。”古代的书籍都是用竹简做成的，需要用线编起来，称为“册”。竹简的长短是有差别的，经书的竹简一般长二尺四寸或一尺二寸，传是比经短的竹简编成，简长六寸。而所谓“论”，最初的意思就是将竹简排列次序之意。因此经的称呼与孔子没有必然的关系。孔子之前、之后都有称经的例子。《管子》中有《经言》九篇，《国语·吴语》有“挟经秉袍”的说法，《墨子》中有《经上》《经下》，《老子》在汉代有《邻氏经传》，贾谊有《容经》等等。这种说法主要来自古文经学家，其代表是章太炎。这种将经视为一般书籍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早在《左传·昭公十五年》中，周景王在与晋国使者籍谈的问答中，已经有“礼，王之大经也。……言以考典，典以志经”的说法，这里的经虽然并不直接指书籍，却是“典”所记录的重要内容。成于战国中期的《尔雅》中说“典，经也”即揭示了这一内涵。这就是我们后来“经典”说法的来源。从中可以看出，经典并不是普通的书籍，秦以后的目录学家经常使用“经籍”一词，也是将经与普通书籍区别开来，用经来指那些各家各派的权威性著作。
    用“经”指权威性的文献尽管在孔子之前的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但“六经”说法的明确提出却是战国中后期以后的事情。《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庄子·天下》也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也就是说，《庄子》一书明确提出“六经”的说法，并将其确定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本书。不过，值得怀疑的是，《论语》只说“《诗》《书》执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孟子（与庄子年代相近）多次说到《诗》《书》《春秋》，都没有将六本书并列起来同时出现的情况，而且直到《论语》《孟子》，也没有将上述六本书称经的例子。《荀子》一书中虽说有“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的说法，所谓“诵经”指对于《诗》《书》《春秋》的背诵，荀子将这三者视为经，但并没有六经的说法。荀子似乎不重视《周易》，他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
    二、春秋时期的经典体系
    综上所述，《诗》《书》《礼》《乐》《易》《春秋》被儒家称为经，并合在一起统称为六经，这样的说法应该至少是战国中后期的事情，但这些只是名称的考定，并不代表中国文化中的经典体系到西汉末才形成。实际上，从春秋时期开始，在贵族的教育体系中，有些文献已经成为贵族教养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形成类似教材的体系。《国语》中就记载了申叔时论贵族教育内容的一段话，其中列举了《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九类文献。《春秋》指各国史书，《墨子》中曾提到“百国《春秋》”，《孟子·离娄下》中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即指此类史书。《世》是先王世系，《令》是先王法令，《故志》是指记录前代成败之书，《语》是治国的格言隽语，《训典》是五帝之书。从内容上看，其中已经包括后世《诗》《礼》《乐》《春秋》。“这些文献不仅有知识上的重要性，而且具有思想文化意义上的权威性。”不仅如此，申叔时所列举的文献体系，“在春秋时代应有普遍性”。不过，在春秋时期，贵族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诗》、《书》、礼、乐。《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徐复观也说：“由《左氏》《国语》所表现的春秋时代，《诗》《书》《礼》《乐》及《易》，成为贵族阶层的重要教材。”
    这种教育体系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包括政治、战争、外交、祭祀、社交等）有密切的关系。尽管在春秋末期礼乐文化出现了危机，但整体而言，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社会仍是一个礼乐社会，因此礼乐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诗》《书》也是贵族政治、外交、社交、祭祀活动所依赖的重要文化资源。“《诗经》在春秋时期的社会作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它在当时各国的礼聘会盟或是君臣、卿大夫们的言谈对应中，起着类似语言交流工具的作用。同时，又是人们引用来说明某一事理的根据。”某种程度上，“诗是春秋时代文化交往和语言交往的基本方式和手段，至少是贵族礼仪交往所必需的修辞手段。‘不学《诗》，无以言’表明‘诗’的掌握对当时诸侯国之间的交往活动尤为重要，它既代表本国的文化水平，又是礼仪文化共同体内表达要求、意愿的共同方式”。《书》是春秋之前的重要政治文献，春秋时期的贵族政治家、知识分子对于《书》的引用，多侧重道德教训和社会规范方面的内容，说明当时的政治领域开始逐渐从礼乐中分化出来，具有了独立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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