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与表格
序言
第一章　经济学
第二章　中世纪盛期（1000-1300）
第三章　文艺复兴（1300-1600）
第四章　战役时代（1618-1815）
第五章　革命时代（1789-1914）
第六章　世界大战时代（1914-1945）
第七章　核武时代（1945-1991）
第八章　经济学与21世纪的军事史
注释
参考文献

    第一章  经济学
    德国本无意开启20世纪以及其后的历史。然而，就在1914年，世界上最著名的战争计划之一——施里芬计划——迫使德国将正在东欧上演的口角转变为文明史上最大型、最广泛，也最昂贵的战争。这场战争直到后来才被称作世界大战，因为它最终演变至此。战争经年不息，屠杀的规模随之变得如此之大，生命如此骇人地惨死于诸如毒气、潜艇和机枪等新式战争武器之下，以至于这场战争在当时被直白而明确地称为“大战”。对于亲历者而言，再没有什么恐怖比之更甚。这必是战争中的战争，最后的战争，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在欧洲的许多战场，那场战争给环境遗留下的伤痕至今依然可见。因其影响无远弗届——至今仍未解决的巴以冲突，当前的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都在其影响之下——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肇始视作20世纪的开端。
    对于这场战争，德国自有计划。决定实施这一计划，意味着入侵法国和比利时，转而又可能将英国卷入战争。计划要求德国在西线部署其兵力的八分之七，大部队将横扫比利时，由此包围法国军队。从而在六周内击败法国。在这之后，胜利之师将被运往东线，对阵正在缓慢动员的俄国人。计划的大胆程度令人咋舌，简单中透出天才，同时也很冒险。其尝试以及随后的失败剧烈地重塑了世界，因此，一些人将其施行看作现代军事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行动。
    将近一个世纪以后，施里芬计划仍促使许多学者及大众挥洒笔墨。尽管仍存在大量的分析空间，但如同军事史和一般历史论争中时常出现的争议一样，许多论述几乎都在原地踏步。例如，这次进攻的领导者赫尔穆特’冯‘毛奇上将，早在战争期间，就因未能准确执行计划而受到批评。关于毛奇的争论仍在继续，正反双方的意见并没有太多变动。
    在本书中，我们利用经济学中的原理来阐明战争中的决策问题。毛奇和他的将领同仁可能会欣赏这个做法。德国总参谋部以对战争的系统研究而闻名，这也是德国在开展（乃至赢得）战争的过程中取得惊人成功的原因。如果让总参谋部这些“勤于思考、勤于工作”。的军官将一套社会科学原理应用于战争指挥，他们的研究成果毫无疑问会写成一部卓越的多卷本纲要。。他们定会发觉，将经济学原理应用于1914年的进攻毫无困难。例如，德国对单一战争计划的投入必然会使本国的资源往单一方向投放，需要思考一下德国因投入这一计划而放弃了什么。德国无法拯救其主要盟友奥地利。施里芬计划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那就是迅速战胜法国定能挫败敌对联盟。但这并没有发生，奥地利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遭遇了惨痛的失败。它未被征服，但也从未完全从初期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拜这场战争所赐，奥匈帝国于1918年灭亡。同样，尽管对许多德国人来说，英国正成为真正的全球性敌人，但德国却在陆军上耗费了大量资源，没能建立像英国那样强大的海军。德国的资源也不足以入侵俄国，施里芬慎重地否绝了这一选项。这些并不意味着德国决策者错了。这只意味着，选择了某一个选项，他们就必须放弃其他选项。这就是经济学家所称的机会成本：采取一项行动就会失去采取另一项行动的机会。（在第二章中，我们将这一原理用于中世纪盛期城堡建造的案例。）
    施里芬计划的执行涉及极大的潜在成本，德国将与两个甚至三个强大的邻国开战。这里没有必要深究谁应对这场战争负责，或者德国是否有意发动这场战争的问题：可以明确的是，柏林政府没有做出任何阻止这场战争的尝试。然而，德国决策者并不是在鲁莽行事。他们没有忽视潜在成本，至少没有忽略已知的那些。在权衡其行动的潜在成本和收益时，有两个考虑因素影响了他们的计算。第一，“战”似乎比“不战”成本更低。许多德国领导人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参战本身是“免费的”——至于代价（如失败的风险、生命的损失和资金的开销），本就在所难免。再者，既然战争不可避免，早开战要比晚开战好。俄国国力不济，但其境况在迅速好转。对德国领导人而言，如果早日开战，收益将大于风险和成本，再等下去，情况将会逆转。第二，将法国人拖人战局并不会增加德国的成本。大部分德国领导人都认为，法国必将为帮助其盟国俄国而参战。这个假设意味着，在是否将法国列为敌人这个问题上，德国并无选择，可以选择的只有是否对法国发起先攻。因此，涉及的成本只有发动进攻所需的短期军费。即便人们会质疑德国人计算的准确性，但在这两点上，他们实际上都考虑到了自身行动的预期边际成本和收益原理。（在第四章，我们将使用这一原理来考察战役时代的军事领袖如何决定参战与否。）
    P9-11如何？不幸的是，前景并不特别明朗，因为可以证明，政府倾向于过度投资防御性措施，而对进攻性措施缺乏投资。要了解原因，我们需要考虑恐怖组织与其目标之间的一系列不对称。这些不对称为恐怖组织提供了战术优势，而恰恰受制于这些（和其他）不对称，政府必须在进攻性和防御性措施之间做出选择。进攻性措施包括渗透、先发制人的打击、报复性突袭等，主要是为了提高恐怖组织的生产成本。防御性政策包括预防性情报收集、设置技术壁垒、强化目标和制定新的反恐法律。实际的问题是，防御性措施与进攻性措施性质不同。尤其是，防御性措施，如在本国边境修建隔离墙，会迫使恐怖主义企图转移到其他地方更为柔性的目标上，从而使其他国家付出代价。但其他国家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看起来没有道理，但考虑到进攻性措施通常需要协调多个政府，便可想见会遭遇搭便车问题。例如，如果美国带头采取单边进攻行动，基本上它将承担这样做的全部成本，如果成功，它将使其他国家获利，而一旦威胁被消除，甚至只是正在被消除，这些国家便没有动力分摊成本。因此，美国只有在本国预期收益超过其成本时才会先发制人或发动报复性打击，不管其他国家是否可能获利。但是，如果相对于所付出的成本，进攻行动的好处太小，那么美国就会倾向于只采取防御行动。其他国家也遵循类似的思路推理，因此我们可以解释一则经验规律：这些国家倾向于过度投资不需要国际合作的防御性措施，而对需要国际合作的进攻措施投资不足。总之，对跨国恐怖主义做出国际层面的反应是次优选项。
    意识到这些不对称，还有进攻性和防御性措施之间的动态，我们再来思考关于反恐的以下几点。首先，反恐行动应该在所有国家和机构中广泛开展。这可以概括为涵盖“一切事物、一切地方、一切时间”。但我们现在发现，追求这样一个真正全面的计划极其昂贵和不现实，搭便车问题确实存在。因此，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悖论：如果反恐行动要取得成功，就不能零散又无计划地进行，然而我们知道，它将是，事实上现在也是零散又无计划的。
    其次，在各国政府努力进行国际反恐协调的同时，各国政府都必须提防恐怖分子的替代，并加强可能的替代目标。如果政府采取循序渐进的防御方式（因为它不可能同时保护所有潜在目标，所以它必须这样做），必须努力将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引向那些对社会净成本最小的替代目标—而要确定哪些可能是这类目标绝非易事。
    第三，对于恐怖组织来说，低劳动力投入、高科技的袭击可能效果等同于高劳动力投入、低科技的袭击。这意味着，追查高科技袭击的资金来源将导致恐怖组织招募更多劳动力，转而从事低科技活动。组织将试图维持相同的“等产量曲线”，也就是说，在整体资源限制给定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的劳动力、资本和其他投入组合来制造等量损害。同样，对于政府来说，涵盖“一切事物、一切地方、一切时间”很重要，这样才能使整体资源限制更加严苛，但这正是各国政府迄今未能实现的目标。
    第四，一项尚未受到太多关注的潜在反恐措施是，在一个人加入恐怖组织之前（甚至之后），此人可以选择参加恐怖行动或非恐怖行动。政府的反恐行动几乎总是对抗恐怖主义选项的“大棒”，而激励人们选择非恐怖行动的“胡萝卜”在辩论中基本缺席，例如，为人们提供表达异见的替代手段。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探讨的研究和政策议程。我们更擅长制造障碍，而非制定激励措施，以诱使人们选择可替代的非暴力行为。
    第五，在信奉自由的民主国家，恐怖主义的成功建立在宪法对新闻自由的保障之上。在媒体由政府操控的国家，袭击事件相对较少。存在关于媒体拥塞方面的经验证据：如果恐怖事件太多，以致媒体无法处理，政治信息就会丢失。这种拥塞的一个影响是，随着恐怖组织争夺视线，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骇人的恐怖事件发生。世贸中心双子塔（2001）、车臣别斯兰学校袭击（2004）、伊拉克骇人听闻的公开斩首事件（2004）、马德里火车袭击（2004）和伦敦地铁袭击（2005）都是例子。今天的恐怖袭击不仅仅是地方性或地区性的，而是真正的全球性事件，廉价的视频和互联网技术为其提供了便利。遗憾的是，考虑到开放社会的运作规则，媒体对恐怖主义的个人戏剧和悲剧的关注不太可能消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期待恐怖组织我行我素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第六，即使跨国恐怖主义主要针对美国（在我们掌握的过去40年的数据中，大约40%的跨国恐怖主义事件牵涉到美国目标），美国也不能简单地放弃建立联盟，加强自身边界，并将恐怖分子转向非美国目标，因为美国在国外的外交、军事、商业和旅游利益仍然可能受到攻击。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尽管程度不同，而这正是问题所在。本国成为袭击目标的概率越低，其参与情报搜集和共享等联合反恐措施的积极性就越低，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搭便车问题。一个弥补的想法是，由于一个更强大或更富有的国家可以将恐怖袭击转移到其他国家，后者将更有动力进行合作。如果有人领导，就可能有人因为成为替代目标的隐含威胁而选择追随，人们可以说，这正是“9·11”之后立即发生的事情，美国可能向欧盟成员国发出可信的威胁，因为这些国家突然就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发现”了许多恐怖分子基层组织，不知何故，这些国家没能事先得知。不幸的是，除非更积极的一方将反恐资源提供给不那么积极的国家，否则或将存在恐怖组织会寻求利用的薄弱环节。这就导致了前面提到的另一种不对称，即恐怖组织比政府更了解情况。
    用经济学家的语言说明，优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与破坏和损害的生产者之间在分析上没有区别。（显然，在道德上存在区别。）这种语言的优势是使我们能够抽离恐怖主义问题本身，并利用国内政府和国际组织在管理国内和跨国企业方面的丰富经验。在所有情况下，监管的目的都是引导企业进入受国家认可的活动领域。例如，医疗保健、贸易或环境政策推动旨在影响行为的法规。受政府出台不利举措的威胁，企业行为被引导到预期的方向。如果你想彻底监管这些“公司”，使其出局，用类似的方式来看待制造恐怖行动的公司是有用的，但要加上更为艰巨的“一切事物、一切地点、一切时间”的要求。这种监管行动必须是全球性的，要排除任何漏洞，但如前所述，这不可能实现。最后我们只能接受那些东拼西凑的次优方法。对目前占主流的供应端（“大棒”）路线而言，旨在减少对恐怖行为的预期需求的需求端（“胡萝卜”）路线将是有益的补充。尽管如此，作为对“9·11”袭击的回应，美国已经决定将其规模巨大的常规武装部队投入一场“反恐战争”。这促使我们在下一节更广泛地研究军事人力的部分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