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    i
第一章　古代以前：中国地区考古略说   / 001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黎明（公元前16世纪—前3世纪）   / 057
第三章　中国的中国（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   / 109
第四章　东亚的中国（2世纪—10世纪）   / 165
第五章　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10世纪—15世纪）   / 243
第六章　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 上篇（15世纪—17世纪）   / 309
第七章　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 下篇（17世纪—19世纪中叶）   /391
第八章　百年蹒跚 （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   / 469
后　记   / 535

    （节选）
    本书是为这一代中国人撰写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及对于这一过程的解释。在这一故事中，随着历史的进展，中国文化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占有的空间都不断变化：由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国”。每一个阶段，“中国”都要面对别的人群及其缔造的文化，经过不断接触与交换，或迎或拒，终于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那些邻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别人”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这一“自己”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使中国文化不断成长，也占有更大的地理空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经历了数千年，一个多元而复杂的中国文化体系，终于成形。本书叙述的故事，因此是一个主角与场景经常转变的曲折历程。正如广场上的活动，可能只是几个人之间的谈话，逐渐吸引了附近别人的参与，经过几度转折，竟聚集为不少的群众，讨论的主题也可能远离了原来的谈话。当然，这样的譬喻，究竟还是太简单，不足以形容文化史的复杂性。
    本书各章的标题，得益于梁任公先生《中国史叙论》中所述的观念，将中国文化圈当作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凡此阶段，因为我们的时代已与任公的时代不同，举凡中国文化史的史料、中国历史的知识，以及其他文化历史的研究，于最近百年来均有长足进展，是以本书不仅有自己设定的断代，于各个段落的界说也有自己的认知，而无须受任公历史观念的约束。
    既然本书是以中国文化圈的发展为主要着眼点，其不同于一般中国通史的内容在于不以政治体为界定中国文化圈的断代标杆。因此，本书完全与中国传统正朔纪年的理念脱钩，是以公元纪年划分为几个大段落。公元纪年，只是为了约定俗成的方便。这些大段落的起讫，也只是取其年代的整数。文化演变是逐渐的，不能刀切豆腐，干净利落地切断演变线索，是以，本书于叙述历史事件的变化时，稍有超前落后若干年，逸离断代的情形。为此，本书的前半（第一章至第五章），以1500年为断代下限，此时正是全球经济体系成形的前夕。后面三章，叙述的则是中国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五百年。这五百年间，中国体验了没顶的惊险，也学习着弄潮儿冲浪的功夫。这是占人类社会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族群，以数千年积蓄的能量，投身演出的五百年悲喜剧！
    本书既以文化发展为主题，应当同时论列文化内容及文化外延。在文化内容方面，本书将于日常文化、人群心态及社会思想多所注意，尤其注意一般小民百姓的生活起居及心灵关怀。中国的正史，一向是帝王将相、圣贤名流的记录。近世新出版的通史，仍不能摆脱以政治史为纲之旧习，日常生活部分少见着墨。本书转移叙述的重点，并不是轻视朝代更迭、国家兴亡，以及各时代的典章制度、嘉言懿行。凡此项目，史学界前辈均已有过叙述。本书之另有着重，其实也是为了补苴一般通史的空白。
    今日读史的读者，不同于旧时，在这平民的时代，大率受过高中教育以上者，都可能对历史有兴趣。他们关心的事，当为由自身投射于过去，希望了解自己何自来，现在的生活方式何自来。本书在此等处着手，既为了针对读者的求知欲，叙述日常生活及诸种心态观念的来龙去脉，也是为了这些事项本身的演变有其漫长的过程、丰富的内涵，值得史学工作者探讨。
    中国文化，本有内华夏、外诸夷的传统。近世以来，民族史学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进行，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要现象，近代中国史学不能自外于这一潮流。于是，中国人的历史观承受上述两项因素，每每有中国文化自我中心的盲点，以为中国文化既是独步世界，又是源远流长。中国史学对于中国以外的事物，大多不大注意，甚至于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史实，也往往存而不论。本书呈现的中国历史，是一个接纳多元的复杂体系—这样的形象，与中国文化中心论的观点颇为不同。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本书为了弥补自我中心观念造成的缺陷，于文化圈的内外关系，特加注意。在这一主题范围，本书不仅注意中国文化放射于其他文化的影响，也将注视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域外文化曾有过的影响。本书目的，除学术兴趣外，也不辞冒天下之大不韪，拟对国民自大心态的偏差，尽规劝谏诤的努力。如前所述，今日的世界已渐为一体，任何地区的居民都必须与其他社会或其他文化的成员，有所交往。过分自大，难免自蔽，于己于人，均非健全正常的心态。为此，本书将于中外文化交流的现象，在每章中特有专节讨论。
    除了文化交流现象以外，本书也将有专节，比较中国文化及其他文化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若干特定现象。比较研究，可以有助于了解文化发展中，哪些是历史的共相，哪些是自己的殊相。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所谓知己知彼，没有可作为参考的比较，即不易有真正的自知之明。本书各章都有中外文化比较的专节，其所以选取各历史现象为比较的主题，并不意味该一时代只有这一现象值得注意，却毋宁是选取一项，当作标本而已。
    大致言之，本书于史前部分，并不设定“中原”观念，而于历史时代所谓的“中原”，也常有不同的定义。在空间上，“中原”是移动的，可由秦汉的黄河中游及关中，扩大为中古时代的华北，再移转到近古时代的东南，以至近代的沿海。而且，“中原”作为讨论中国文化史的观念，也与讨论政治史的内涵不同。
    中国文化，若作为一个文化圈，则在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超越政治或地缘定义的“中国”。最堪注意的，则是中国文化于中古以来，俨然是东亚许多地区共同参与的一个文化体系。本书第四章以下，于中国文化系统的讨论，即有不限于中国地区的理解，其中若干中外比较，是为了解释中国历史发展之特点，讨论他处史实则是为了陈述时代背景。总之，今世所有的文化体系，都将融合于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体系之中。我们今日正在江河入海之时，回顾数千年奔来的历史长流，那是个别的记忆；瞩望漫无止境的前景，那是大家应予合作缔造的未来。万古江河，昼夜不止。谨以此书，向千百代的祖先，献上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