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小院留芳：燕园四院的植物001
第二章  名正言顺：双词命名法037
第三章  术语图解：正名求知059
第四章  手性之谜：左还是右103
第五章  草叶集：植物的故事147
第六章  梅边吹笛：人与草木171
第七章  植物伦理：从红豆杉说起185
第八章  各科植物鉴赏：数不了万种芬芳203
第九章  请神容易送神难：尽早识别入侵物种277
第十章  新博物学：通向博雅教育293
附录  把自然找回来303

    人人可以进入博物学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位于海淀区双榆树，清华大学位于海淀区东升镇，北京大学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快速现代化进程中，这些“小地名”还保存着一丝博物记忆。
    走进北京大学的东门，逸夫楼前小广场有一株古老裸子植物“宽孔异木”的硅化木，一种已经石化的树干。它原来生活于1.2亿年前的早白垩世（K1），树龄在千年以上。每次瞥见它无声无息地埋没在一片横七竖八的自行车阵中，心中都涌起一丝疑问，谁是地球的主人？
    一亿年前，我们在哪里？根本没有我们。
    当然，这不是最早的植物。1990年中国学者在黑龙江发现距今1.3亿年的一些花化石和花粉化石，说明当时被子植物已经相当繁盛。1996年在辽宁北票发现了“辽宁古果”，距今1.45亿年，那是当时发现的最早的被子植物化石。1998年孙革教授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封面文章《追索最早的花——中国东北侏罗纪被子植物：古果属》，引起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在植物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是被子植物，之前是裸子植物和蕨类植物，如今三者并存着。志留纪（S）、泥盆纪（D）时期就已经存在蕨类植物，距今已有4亿多年。
    大众传播中经常提植物王国（vegetable kingdom），其中“kingdom” 按理说应译作“界”而不是“王国”。本书谈植物（plants），作者不打算按教科书的方式讲述，也不承诺系统介绍植物学任何一个分科的知识，只希望所提供的内容对读者而言是有趣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新鲜的。读过此书，读者如果能有一种博物情怀，更多地看一眼周围生长的植物，关心它们，作者就很满足了。
    商品经济草创的年代，人世间竞争激烈，多数人利用尽可能多的时间练手艺、才艺，无暇关注自然，很少留心周围的植物。人们或许经济上宽裕了，甚至小康了，但也因此失去了许多乐趣。如果只有成年人如此，也就罢了，麻烦在于广大青少年被卷入恶性竞争。《消逝的童年》不仅仅是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一部书的名字，也是许多人的切身经历。
    有一次我被邀请到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为读者讲“博物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提前到达十多分钟，便在楼下粗略数了数那里的植物，约17种（植株较小的不计入），简记了它们的名字。讲的时候，我问大家谁能说出楼下生长的五种以上的植物名，给予奖励，奖品是一只漂亮的皂荚（我带了三只皂荚和五粒苏铁的种子）。非常可惜，当场长幼三十多人无一人能够获奖。讲解中，我展示了随身带着的约30种北京常见植物的彩色图片，谁能说出其名字（俗名即可），就可以拿走那张图片，而且允许大家商量，但最终仍然剩下十多张。
    这并不算奇怪。我见过博士生在野外指着高粱叫玉米的。有一次乘坐公共汽车，由北向南经过海淀区圆明园东路（在清华附中门口），一女孩对男朋友大讲窗外的杜仲（杜仲科）有何药用价值、该如何保护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而她手指的却是洋白蜡（木樨科），窗外压根没有一棵杜仲。小伙子听得津津有味，且略现自惭形秽之态。
    当然，不认识植物，也是正常的，也一样可以爱护植物。但是，有经验的人一定会郑重地指出，知道名字与不知道名字有本质上的差别。不知道名字时混沌一片，知道名字便豁然开朗。植物的名字是“敲门砖”，知其“芳名”，便会更深入地了解它、爱它。在信息网络时代更是如此，名字是重要的检索词、关键词。
    植物种类极多，中国高等植物有3万多种，坦率地说没有人认识其全部，但确实有人认识许多，我非常羡慕那些认识很多植物的人。北京便有 植物约2000种，读者朋友你认识多少呢？认识植物有各种图书讲解窍门，如今也有了实用软件。但是，关键是要有兴趣。一位美丽的姑娘进入你的视野，最终你甚至想娶她，但一开始你得结识她，知道她的名字。而这一切全是因为你对她感兴趣。对于植物也一样。
    部分读者可能有顾虑：植物和植物学太高深，觉得自己玩儿不了；还有一些人觉得名字一大堆，不认识也罢。这两种态度都不正确。我们是在博物学的层面而非自然科学的层面接触植物。前者博物学恰好没有门槛，后者科学的门槛很高。不夸张地说，人人可以进入博物学世界。还是那句话，需要的只是兴趣，如果它可以算作“门槛”的话。对一些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无法跨越的“门槛”，因为他永远难以超越习惯。
    （摘自《草木有本心：生活中的博物学》第一章《小院留芳：燕园四院的植物》，标题为编者所加）
    手性——本书的核心概念
    读者朋友，你用哪只手写字？“我两只手都会写字”，你可能这样回答。但我问的是，通常你用哪只手写字。
    少数人用左手写字（尤其在中国），多数人用右手写字。正因为如此，个别书法作品专门署上“某某左手”。意思是说，“兄弟不才，左手也能写一手好字！瞧，你右手写的字还那么差。”其实，按我的逻辑，这也许不算什么本事。甭管用左手还是右手，写好字就成。
    我再问一句：“你用哪只手拿筷子吃饭？”你可能调皮地回应：“我 哪只手也不拿筷子，我学洋人用刀叉吃饭。”不绕弯子也不抬杠，对于多数中国人，这样的问题是有意义的。我知道，多数人也用右手拿筷子。那么是不是用右手写字的人就一定同时用右手拿筷子呢？好，这是一个问题，先想一想。
    我再讲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关于头发的，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使用镰刀的。有一个不算太笨的人，头发通常乱乱的（并非有意模仿爱因斯坦），即使努力压制一下也维持不了多久。在他出生后第36年的某一天，一个理发师告诉他，头发不应当向右梳理，因为这违背了他脑袋后面的 “旋”（在数学上叫“焦点”）的旋转方向。长期以来，他头发之所以总是像刺猬，是因为违背了头发旋转的天性，逆着梳理自然不容易驯服。他恍然大悟，感到十分惭愧，连声谢了小师傅，心里琢磨：作为一名自以为颇关心自然界中左与右问题的人，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发现自己脑袋上的现象。理由之一，眼睛没长在上面或者后头；理由之二，不常照镜子。但这都不是充分的理由。还有一种解释：缺乏反思，“马列主义口朝外”， 总找别人的不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本书作者。
    说第二个故事。小时候我与许多人一样，用右手写字，一直到现在。 但是，我却一直用左手使用镰刀（小时候在山沟中砍柴），现在虽然不用也不允许砍柴了，但一旦拿起镰刀，还是习惯于放在左手中，现在拿剪刀剪东西仍然用左手。我小时候曾因为使用不合手的镰刀不慎伤及自己，右手和右脚都受过镰刀伤。在用镰刀和剪刀问题上，我是“左撇子”。“左撇子”多少有点歧视味道，因为我们很少听到“右撇子”的说法。
    如果你是个细心人，就会注意到，镰刀及剪刀等通常是为“右撇子” 设计的。据说现在也有为“左撇子”申冤的，还成立了什么“左撇子”俱乐部，他们呼吁为“左撇子”设计适用的工具（现在的确能购买到专为左撇子设计的工具，很贵）。我现在是半个“左撇子”，写字和拿筷子仍然用右手。哪个俱乐部都可能拒绝我入会。不过我推测，我可能天性是“左撇子”，而写字和拿筷子用右手是家长后天训练出来的。这一推断是合乎常识的，写字、拿筷子具有某种公共性，而用镰刀、用剪刀的行为相对私密。
    用哪只手做什么事这也算问题？
    好了，读者朋友，请伸出或者“想象着伸出你的双手”！两只手一般说来差别不大，当双手作拜佛状时，左右手可以对上，外表看能重合（涉及数理科学中的反射操作）。
    这就触及了“手性”概念——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 “手性”有左右之分，世界上大量物质具有不同的手性。
    在植物界许多藤本植物的茎是右手性的，少量是左手性的，一部分则 不显现手性。手性概念非常简单，但是不同学科的定义并不相同。
    （摘自《草木有本心：生活中的博物学》第二章《手性之谜：左还是右》题目为编者所加）
    压缩的历史
    中国古代的数理科学不够发达，但农学、植物学以及更广泛的博物类学问还是可以夸耀的。创作期不晚于春秋末叶的《诗经》现存300多篇，记述了90多种动物，130多种植物。葛、李、桃、柏、栗、麦、稻、桐等植物名从那时开始，一直沿用到现在，意思没什么变化。人们常提到《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却很少提接下去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以及再后面的“左右采之”“左右芼（音 mào，拔取之义）之”。这荇（同“莕”，诸音均为xìnɡ）菜就是睡菜科（原龙胆科）的荇菜（Nymphoides peltata）。《诗经》中还提到许多别的植物，详见《毛诗品物图考》。
    “植物”一词，首次出现在《周礼》，也沿用至今。
    “植物非一，故有万卉之名。”周秦之际的《尔雅》现在19篇，其中7篇涉及生物，如“释草第十三”“释木第十四”。现在人们经常讲草本和木本，就是《尔雅》那时候确立的。这部书更有趣的（也非常科学）是把木本植物分成三类：乔木、檄（xí）木和灌木。前后两者我们都熟悉，唯独这“檄木”现在不用了。但看一下当年的解释就明白了，檄木的叫法颇有道理：小枝上缭为乔；无枝为檄；族生为灌。檄木指棕榈科一类植物，有主干，但上面不分枝，这自然是一种难以替代的分类。
    成书于公元一世纪左右的《神农本草经》，要算得上世界最早的本草学著作了，它收录植物250多种。
    明朝的时候，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橚（周定王）编出非常有价值的《救荒本草》，他“考核其可佐饥馑者得四百余种，绘图疏之”。全书列 414种植物，均注明可食部位、加工办法。全书突出一个“食”字，不是如今某些人吃腻了美食，专门猎奇，要吃什么稀有的野生动物或者植物。他写那样一部书，有着非常现实的考虑：救人命于灾荒。他的书名副其实，开创了救荒植物学，是经济植物学的先导。科学史家萨顿曾称，《救荒本草》可能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学著作。1881年德国一植物学家曾为该书部分植物标定学名。20世纪40年代英国药学家伊博恩（Bernard E. Read，1887—1949）还出版过《〈救荒本草〉中所列救荒植物》一书，列出358种植物的中文名和学名。
    再后来有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记录植物1000多种。达尔文曾受到《本草纲目》的影响，在其著作中引用过。
    19世纪河南人吴其濬（1789—1847）编《植物名实图考》，在我国开植物图鉴之先河。全书著录植物1700多种。该书对有些植物的描述相当精确，如对龙芽草的描述。
    李善兰（1811—1882）于1857年由“botany”创译出中文名“植物 学”，还创译过萼、瓣、须、心皮、胎座、胚、子房等重要植物学术语。他还创译了分类学上的“科”，如伞形科、石榴科、菊科、唇形科、蔷薇科、豆科等等，这些译名一直沿用。“科学”（science）一词是中国人从日本译名中学来的，而日文中“植物学”一词却是日本人从中国人李善兰翻译“botany”的创译中学去的，原来日本译作“植学”。李善兰译出《植物学》一书，标志着中国传统植物学与西方植物学正式接轨。
    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西方近代植物学输入中国，外国植物学家不断到中国掠夺性地采集标本。
    1887年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经办的《格致汇编》在上海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它曾大量译介近代植物学。1905年，中国人黄明藻编撰的植物分类学图书《应用徙薪植物翼》出版。1907—1908 年博物学教授叶基桢出版教科书《植物学》。1914年中国博物学会出版《博物学杂志》。1915年中国科学社出版《科学》。
    1916年博物学副教授钟观光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骋到北大生物系任教，蔡让钟到全国各地考察植物。钟带领弟子，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钟遂成为近代国内从事大规模植物标本采集的第一人。他采集的腊叶标本计15万多号，16000多种。他用四年时间为中国人建立起北京大学植物标本室。
    192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北京成立。它由尚志学会、范静生家属集资创设以纪念范静生，得到中华文化基金会的协助，由胡先骕和秉志具体操办的。范曾留学日本，攻博物，回国后发起尚志学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北 洋政府教育次长（蔡元培为总长），后曾在三届政府任教育总长。范先生从事教育行政之外，平日闲暇，以研究植物自娱，“尝谓自然物象乐趣无穷，安事他求”。调查所初设于北京石驸马大街，聘秉志为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为植物部主任。
    1933年中国植物学会成立，出版《中国植物学杂志》，主编胡先骕。1934年中国的亚高山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建立，竺可桢、任鸿隽、董时进、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辛树帜（国立编译馆馆长）等莅临庆祝大会，蒋介石于美庐别墅设茶点宴请与会代表。该园定名为“静生生物调查所、江西农业院庐山森林园”，简称“庐山森林植物园”。
    （摘自《草木有本心：生活中的博物学》第五章《草叶集：植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