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要么重启，要么淹没
  告别的勇气：做出最艰难的选择
  思考财务：敢于谈钱的人生
  重启的人生：在没有可能中创造可能
第2章  随遇不安，直面残酷
  直面失望：遵从本心，学会拒绝
  随遇不安：创造真正的“第一阶”
  工作的意义：往里走、向内看，重识自己
第3章  生而无畏，积蓄力量
  重新定义身份：在必要时转换职业角色
  敢于愤怒：让愤怒发挥自己的价值
  做出核心决定：相信“决定”二字的魔力
  理解创业：不要什么都想自己干好
第4章  让独立成为事实
  何为真正的独立：精神独立是最终目标
  听从内心的声音：把感受变成行动
  独立不是孤立：搭建自己的支持系统
  过不被评判的人生：与内心的大法官握手言和
第5章  刷新与破局
  处女作的意义：用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
  重新认识表达：把表达变成影响力
  刷新协作认知：做对事，自然会有人走向你
第6章  失控与创造
  逃离偏见中的自我：在混乱中建立秩序
  做有态度的内容，做有温度的商业：在失控中坚定目标
  无须唤醒的良知：降低选择的沉没成本
第7章  不断实现，不虚此行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把“利他之心”变成底层思维
  有效犯错：螺旋上升的人生路径
  合伙人时代：从事业合伙人到人生合伙人
第8章  始终保持更新
  人生避难所：让认知迭代成为终身习惯
  从直梯到方格：找到开放性人生的支点
  重新理解身体：做一个幸福的人
小萌书单

    告别的勇气：做出最艰难的选择
    我抓着地铁扶手，对面车门玻璃上映出模糊的自己。单肩背着一个棕色的、磨旧了的皮质双肩包，背微驼，口罩下的脸看不出表情，但我知道，我的眼神是游移的。现在说口罩，大家司空见惯，但在2017年的深秋，我戴口罩单纯是为了躲在口罩后面。或者说，虽然我的灵魂已经跟过去告别，但是身体依旧诚实。可见，告别一种旧的生活方式，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
    下午车厢人不多，靠车门的一个大姐正嘎嘣嘎嘣地剪着指甲，指甲屑有节奏地弹射出去，没了踪影。她剪得过于专注，完全没看到旁边的小伙子。那个穿着熨烫平整的白衬衫的小伙子，盯着大姐看了几眼，然后用力闭起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无法猜测他的内心是厌恶、愤怒，还是无可奈何，或许都有。
    内观自己，外观世界，是我数十年做记者留下的职业病。在这趟开往未知世界的地铁里，我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身处的状况，反倒对他人的世界观察得还挺起劲。当我缓过神来，忽然觉得自己无比可笑：明明都火烧眉毛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情去琢磨人家呢。是啊，在记者这个工作岗位上干得太久了，要想放弃，无异于放弃一种融化在血脉里的习性。实际上，哪怕在七八年后的今天，我的内心一直念念不忘的自我，可能始终还是一个记者——一个作记之人。
    而此刻身在地铁里的那个人是出来找工作的，她和其他行色匆匆的求职者几乎没有区别，甚至更加艰难。因为她是一位离开职场3年、44岁的大龄求职者，而且过去的职业生涯只会让她在那一刻更加举步维艰。可能会有人讥讽说，好好的央视，是你自己不待，你为什么要辞掉那个媒体人心目中的金饭碗？而且，你总归是有一些可以拿得出手的成绩的，你又为什么把自己逼到这番田地？
    这个问题一直到7年后的2022年底都有人在问，在好奇，甚至在编造谣言。辞职这件事非常简单，但是，我因为辞职所承受的舆论压力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各种谣言中隐含的那些最令人作呕的观念和意识，让我无从解释——你要和人性的无数枪口去对抗，不仅于事无补，还会空惹一身骚。所以相比之下，2022年底这场所谓“被开除”的谣言真是小儿科。“前央视”“女性”“自谋生路”这些我身上闪亮的槽点，成了无良自媒体、评论区狂欢的祭品。但就凭几句捕风捉影的谣言能伤到我吗？辞职之后的李小萌，无时无刻不在变成一个新的李小萌，虽然我的人格并没有变成一个全新的“刺儿头”，但是，我已经向过去那个逆来顺受的李小萌说了再见。
    在央视工作的20年里，“金话筒奖”“金鹰奖”“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都成为我工作品质的注解，但我还是在2015年提出了辞职。我的辞职其实并不是个例，同一年离开央视的，还有大家熟悉的张泉灵、赵普、郎永淳，以及更多的幕后同事。对几位老同事辞职的真正原因，我无法一一知晓，但是，我们四个人的年龄、资历相仿，都是70年代初的中青派，辞职时也都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如果要归纳其中的共性，我只能说他们三位是有了更高的事业追求：张泉灵成为当红的投资人，郎永淳去了当时非常火热的B2B电子商务网站做高管，而赵普全力以赴地奔赴了非遗和传统文化事业。
    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猜测我为什么辞职，真实的原因听起来非常另类且毫无追求——回家带孩子。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从未认为因为照顾孩子而辞职是没有追求，事实上，我一直引以为傲。女儿健康成长，和我之间心灵相通，我的付出有了回馈，在这段过程中，并非只是女儿受益，我自己更是受益匪浅。
    即便如此，当我如实地跟领导说我要回归家庭、照顾孩子时，她万分震惊，反复跟我确认：“你不是去商业公司担任高管，也不是要创业，而是回家？回家带孩子？真的假的？你就是不想干了啊？！”不理解，不相信，这几乎是当时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无数人以为我要去大公司、大平台担任高管，或者有了宏伟的创业计划，更有甚者传言我嫁人豪门，回家做全职太太，锦衣玉食，清闲自在……五花八门的猜测满天飞，但没有一个猜对。
    P3-5的世界观察得还挺起劲。当我缓过神来，忽然觉得自己无比可笑：明明都火烧眉毛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情去琢磨人家呢。是啊，在记者这个工作岗位上干得太久了，要想放弃，无异于放弃一种融化在血脉里的习性。实际上，哪怕在七八年后的今天，我的内心一直念念不忘的自我，可能始终还是一个记者——一个作记之人。
    而此刻身在地铁里的那个人是出来找工作的，她和其他行色匆匆的求职者几乎没有区别，甚至更加艰难。因为她是一位离开职场3 年、44 岁的大龄求职者，而且过去的职业生涯只会让她在那一刻更加举步维艰。可能会有人讥讽说，好好的央视，是你自己不待，你为什么要辞掉那个媒体人心目中的金饭碗？而且，你总归是有一些可以拿得出手的成绩的，你又为什么把自己逼到这番田地？
    这个问题一直到 7 年后的 2022 年底都有人在问，在好奇，甚至在编造谣言。辞职这件事非常简单，但是，我因为辞职所承受的舆论压力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各种谣言中隐含的那些最令人作呕的观念和意识，让我无从解释——你要和人性的无数枪口去对抗，不仅于事无补，还会空惹一身骚。所以相比之下，2022 年底这场所谓“被开除”的谣言真是小儿科。“前央视”“女性”“自谋生路”这些我身上闪亮的槽点，成了无良自媒体、评论区狂欢的祭品。但就凭几句捕风捉影的谣言能伤到我吗？辞职之后的李小萌，无时无刻不在变成一个新的李小萌，虽然我的人格并没有变成一个全新的“刺儿头”，但是，我已经向过去那个逆来顺受的李小萌说了再见。
    在央视工作的 20 年里， “金话筒奖” “金鹰奖” “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都成为我工作品质的注解，但我还是在 2015 年提出了辞职。我的辞职其实并不是个例，同一年离开央视的，还有大家熟悉的张泉灵、赵普、郎永淳，以及更多的幕后同事。对几位老同事辞职的真正原因，我无法一一知晓，但是，我们四个人的年龄、资历相仿，都是 70 年代初的中青派，辞职时也都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如果要归纳其中的共性，我只能说他们三位是有了更高的事业追求：张泉灵成为当红的投资人，郎永淳去了当时非常火热的 B2B 电子商务网站做高管，而赵普全力以赴地奔赴了非遗和传统文化事业。
    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猜测我为什么辞职，真实的原因听起来非常另类且毫无追求——回家带孩子。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从未认为因为照顾孩子而辞职是没有追求，事实上，我一直引以为傲。女儿健康成长，和我之间心灵相通，我的付出有了回馈，在这段过程中，并非只是女儿受益，我自己更是受益匪浅。
    即便如此，当我如实地跟领导说我要回归家庭、照顾孩子时，她万分震惊，反复跟我确认：“你不是去商业公司担任高管，也不是要创业，而是回家？回家带孩子？真的假的？你就是不想干了啊？！”不理解，不相信，这几乎是当时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无数人以为我要去大公司、大平台担任高管，或者有了宏伟的创业计划，更有甚者传言我嫁入豪门，回家做全职太太，锦衣玉食，清闲自在……五花八门的猜测满天飞，但没有一个猜对。
    那段时间，我所在的新闻频道正在改革，朝着以滚动新闻为主干内容的方向发展。我之前做的访谈类节目《新闻会客厅》改版成了新闻播报类节目《24 小时》，每晚 11 点到 12 点播出。后来，我又去了晚上 8 点播出的《东方时空》，那时的《东方时空》也从一个家喻户晓的专题类节目改版成了整点新闻。这种调整意味着习惯自主性主持风格的我，将会长期陷入一种机械性的工作节奏中。
    那时，我每天的工作流程就是，穿过长安街，走进办公室，开始按部就班地准备工作。在女主持人里，我化妆属于最省事的那种——不粘假睫毛，不贴双眼皮，不戴美瞳，头发吹一吹，20 分钟搞定。不是因为天生丽质，而是因为我做记者时经常素颜出镜，观众知道我本色什么样，我怕捯饬狠了，内外差别太大。化好妆，就过稿子，大部分内容是定好的，不容发挥，主持人即便再怎么认真准备，也花不了太多时间。然后就去直播了 — 前后过程最多两三个小时，还没来回路上折腾的时间长。而且，因为是和其他主持人轮班，一个月只有一周或两周可以出镜。
    相比之前的状态，这种工作称得上“安逸”。以前我做的大多是访谈节目和现场报道，过程中充斥着不确定性，但也让我兴致高昂，通过事前大量的案头工作、高强度的思考，我的见识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为了采访一个人物，我常常要在短时间内读完与其相关的三五本书，要穷尽网上有关他的报道，从而找到与众不同的视角，或者离真相更近一步。如果说播音的产出投入比是 1∶2，那么我之前的节目连 1∶20 也达不到。我越是心心念念那些“不划算”的采访工作，越是无法从眼下的工作中找到原来那种兴致勃勃的劲头。可能是忙惯了，可能是承受压力也有快感，一下子安逸起来反倒让我不太适应。我虽然是播音系出身，但从 1996 年毕业进央视，到 2015 年，整整 20 年间我一直做记者、主持人的工作，当播音员的时间少得可怜。一开始，我也竭力去适应这种新的工作方式，因为我是个弹性非常大的人，就是很容易过得去，也容易过不去，讲究得起，也将就得了。但是时间一长，我发现我不能胜任读提词器播音的工作，这绝不是看不起这个工作，是我真的很难优秀地完成播报。相比于前辈那种游刃有余的工作状态，我常常感到挫败，甚至很多时候因为出错而觉得无地自容。以己之短而搏人之长，这种挫败感让我心生退意。后来水均益、敬一丹等好多同事、前辈说：“小萌，你还是更适合外景，你在外景多灵动啊。”我也试图找外景或者主持的工作，但是那种有趣、多变、长见识、可持续进步的栏目，似乎消失了。
    我曾无数次寻找自己在新闻主播这个新岗位上的成就感和价值感。起初，节目允许主播脱稿，当上千字的文稿被我用自己的语言清晰、简练、零口误地播报出来，当别人说“这家伙记忆力太强了，拿到稿子都不用背就播”时，我也由衷地感到骄傲。然而，“不许脱稿、必须念提词器”的规定一出，我就经常看着别人写好的稿子发呆。按照新闻工作的原则，我必须按照稿子讲，但是，很多话都不是自己的话，说起来总归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