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东洋史与西洋史之间——世界史与世界地理的交涉
  一、所谓“已知世界的扩大”
  二、单一的世界，复数的世界
  三、东方即地中海世界与欧洲地位的变迁
第二部  阿拉伯的西西里，诺曼的西西里——东方即地中海文化史的缩略图
  一、阿拉伯的西西里
  二、诺曼的西西里
  【附录】“东方始于比利牛斯山”
第三部  世界史与游牧民族——以成吉思汗霸业为中心的人文地理学考察
  一、“时间”是最高的审判官吗？
  二、视蒙古为蛮族之论调
  三、沙漠的交通地理意义
  四、游牧民族战斗力的构成
  五、他们是破坏性的吗？
  六、他们得以利用的文化水平
  七、游牧民与商队商业的结合
  八、作为商路治安维持者的蒙古政权
第四部  西方古地图上的“日本士兵”与东西佣兵队
  一、作为火枪手的日本佣兵
  二、被遗忘的兵器
  三、效力他国“灵魂之伟大”与“献身之无数”
  四、被贩卖的士兵
  五、不宜作教材？

    西西里的“东方即地中海文化考古、历史博物馆”
    意大利美术史入门宝典《意大利神迹》（我所用的版本为1930年修订增补的英文版）对西西里作了如下介绍。
    “所谓‘西西里是欧洲考古学博物馆’，的确恰如其分。因为，从史前人类留下的巨石文化遗迹，到腓尼基人和卡塔戈人建造的城墙地基，希腊风格的神殿、剧场和城堡，罗马技师修筑的桥梁、水道和圆形剧场，源自萨拉森的清真寺和塔，甚至诺曼人的教会、城池、宫殿，都可以在西西里见到。其数量之多数不胜数，精彩之至难以描述。”①
    该书作者在末尾将诺曼时期的建筑物也算入其中，并称之为“欧洲的考古学博物馆”，颇耐人寻味。自十一世纪后半期诺曼人成为该岛主人以来，西西里在形式上已然属于基督教欧洲的一部分。而实质上——近一个半世纪的诺曼王朝时期虽然短暂，但以“黑暗的欧洲中世纪”笼罩这座岛屿的亨利六世时期和再次被信仰的西方世界视为异端的腓特烈二世时期为过渡——最迟自十三世纪中叶起，该岛也已全然是欧洲的一部分了。因此，将西西里视为“在欧洲”的博物馆也无可非议。
    然而，正如佩夫斯纳所坚持的，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理解作为文化概念的欧洲，那么这座博物馆所展示的纪念品在欧洲文化之产物这一意义上是否属于欧洲呢？在这一点上，《意大利神迹》的作者有必要对“恰如其分”这一形容做出解释。不过，我忧心作者因此记恨我，说那家伙（指我本人）把欧洲和西方有趣的地方左一个右一个搬出来，像个半路打劫的。我不善应对此类记恨，因此要拉建筑史家佩夫斯纳教授做个伴，他能用摆在眼前的物证证明自己的主张。他在《欧洲建筑绪论》的前言中声明，“除史前时代和古代外，公元最初一千年的建筑基本排除在外（既然标题已强调为欧洲建筑）”①。因此，即便难得有希腊风格神殿，萨拉森时期结束以前的西西里也被排除在外。而诺曼时期的西西里也因“与阿拉伯风格相结合（对欧洲而言）属于异国”，令佩夫斯纳敬而远之。这一点在第四节已有介绍。不止西西里，威尼斯也是如此，这位教授视其为拜占庭风格，也属于异国，因而不论圣马可广场多么魅力无穷，也绝不将其纳入欧洲建筑美术史。正如迪尔所言，那里的繁华是“东方分店”的繁华。
    总而言之，还是将上文的比喻改为西西里的“东方即地中海文化考古历史博物馆”为好，如此也不至引发误解。“除古代外，公元最初一千年的建筑”被遗落，没能以历史悠久的建筑为豪的确可惜，但自罗马风格尤其是近代以来，格外丰富、多产的欧洲文化做出这点让步，总不至于斤斤计较。
    正处于大显身手阶段的近代西方代表，从东方各地掠走大量古往今来宝贵的文化遗产，陈列于大英博物馆或卢浮宫之中，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十一、十二世纪的诺曼人将这座名为西西里的“东方即地中海文化考古历史博物馆”连同整座岛屿攫为己有，赠予欧洲。如若直言不讳，事实便是如此。
    视蒙古为蛮族之论调
    向外来掌权者屈服，甚至与之狼狈为奸的统治阶层，为了外来掌权者，更为了自保，而采取各种违背人民利益的行动。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许和文化水准无关，也不是我们眼下的论题。将蒙古的称霸简单地归为未开化“蛮族”的残酷武力和恐怖政策的成功，这一教条式的说法之所以长期存在，还有一个原因，恐怕也是最有力的原因，即这一基本说法根源于定居的农耕民族或商业都市市民对游牧民族掠夺行为的憎恶与恐惧。不仅如此，拥护这一说法，其实是被害者后裔为了满足其回忆加害者时所抱有的虚张声势的报复心，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笔诛，极易被滥用。
    作为“欧文蒙古史中最可靠之经典”（田中萃一郎译著《蒙古史》序言）通行至今的“多桑男爵著作”，在宣扬这一说法上也堪称“最可靠之经典”。他以“蛮族”派神父那极具权威的语气讲述道，蒙古人的侵略使亚洲的局面为之一变：多少大帝国倾塌，多少旧王朝覆灭，多少国民或踪迹全无或消亡殆尽，蒙古铁蹄所到之处，唯见废墟与枯骨；残忍之至，胜过最野蛮的人类，在殖民地，他们不论男女老幼冷漠屠戮，纵火遍野使城市乡村化为焦土，蹂躏作物使肥沃乐土化为沙漠。然而，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在憎恶之感与复仇之情的驱动下产生的，他甚至都不清楚那些灭绝了的国民的名称。“若是各国历史在这一点上没有达成共识，想必世人都会相信是历史记载夸大了蒙古人的残暴。”这著名的论调与其说是承接上文，不如说是贯穿全书。“蒙古人的历史就是其暴行的记录，因而无非是些可怕而讨厌的事实”，可以说，多桑就是以此为基调，完成了他献给蒙古的“憎恶组曲”全乐章。
    然而，与此同时，多桑无愧为一名忠于史料的历史学家，他意识到有必要做出如下补充。这一点虽值得注意，但出于此念，多桑——事实上只是一厢情愿地——为提高自己主张的权威性而孜孜不倦。他说，“进行此研究（蒙古史——即多桑所谓暴行的记录）时，可供参照的史料绝不在少数。各被侵略国的史书，即便难免疏漏，也足够拾遗补缺。”①多桑在此谈论的就是战争的胜负，因而他随手便可为我们举出无数例证。可即便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暴行的记录”，其历史记载也应由达成共识的“各国”共同书写，原告/受害人，尤其是作为战场失败者的原告，其单方面的证词怎能为被告/加害人的沉默“拾遗补缺”？多桑的赘言，真可谓不打自招。
    然而情况就是如此。即便《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如下记载，成吉思汗之所以被推上王位，是因为他是“众人公认的廉正之士，是有伟大智慧、威风凛凛的雄辩之主，其勇武无人能敌，即位之后始终坚守正义，把握分寸进行统治，与其说人民视其为君主，毋宁说奉其为神明而敬爱之”，“由于他极重正义、德行出众的品格，所到之处民众争相臣服，承蒙其保护与眷顾幸福度日”①。这不失为一个“没有达成共识”的史料。然而，它不仅没有成为反省和再推敲的契机，反而沦为对作者马可?波罗的质疑，甚至反感。
    另外，我们通过对欧洲人书写的历史教科书进行改编，从而学习西方史或西方人惯例下的世界史，对于十字军东征，耳闻目睹的尽是些体面话。正因如此，在这一问题上本该是全然公平的第三者的我们，却在彼时的学问、艺术和所有的文化中，完全误解了伊斯兰世界、十字军母胎及中世纪欧洲孰为师孰为徒。不过，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可不只是针对人文主义或文艺复兴之辈，伊斯兰文化作为他们打破中世纪黑暗之机缘，其启蒙性作用却被近代欧洲抛诸脑后，这严重的健忘症真值得此刻大书特书。谈及蒙古史，言必称多桑。这些人及其同党，将如此这般的学界情形，不如说是惯性奉为圭臬，一方面对成吉思汗的远征大放厥词，恶语相向——就连格瑞纳德（Grenard）之流都醉心于书写“沿路白骨堆积成山”“狗都不再吼叫”等绝妙文章。另一方面，他们那以十字军形象亮相的中世纪祖先，是如何“将信仰和野蛮的掠夺、荒淫、烂醉的豁免混为一谈”，又是如何将那像极了黑暗时代天选之子的举措翻来覆去①。论及这些时，他们竟又以“沉默是金”取而代之。其装疯卖傻也真值得大书特书。
    成吉思汗以疾风之势席卷广袤土地，建立起前所未有的陆上大帝国蒙古，而欧洲的十字军重复着跨越两个世纪屈指可数的远征计划，却始终未能达成预期目标而潦草收场。不过，将二者进行对比，评判谁更加未开化、更加野蛮，并不是我们目前要讨论的问题。想来问题的本质也不在于此。在昔日狭隘的社会关系中，人们的视野受到局限，一旦离开同族、同乡或同宗教信仰的关系，就失去了同类意识，而以自己的人脉为中心，形成极为封闭的、排他的世界观。而出于这种基本的生活情感，对于不属于各自社会集团的他者，要么毫不关心，要么将其视作对自己有害的存在而产生敌意。当人们只知道这两种态度时，人情与正义只通用于特定社会集团内部，其中甚至也出现了一些运用人情正义时非必要的道德准则。于是，异民族、异教徒、无关联者间的往来，则完全听任非人情、非道德的单纯力量的支配。
    出于对极富“人对人是狼”色彩的近代个人主义式社会关系的反拨——不过，为了近代社会的名誉，我想在此补充一二。不管怎样，我们已然设想出一种覆盖全人类的自然法则式的和谐，作为个人主义成立的条件——也出于对“去日是好日”的牧歌式的憧憬，人们往往容易美化共同体式的存在，也即那种同族、同乡同心同德聚合起来的往昔的社会生活。因此，想要在这种基础社会集团内部的人际关系中找到人类的乐土，找到标语“全员和睦”中的风景，也不是全无理由的。不过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这样单位式、细胞式的社会集团，一旦同心同德牢固地凝聚在一起，则会形成极抗拒、极封闭的对外特征。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单位式的共同社会的集合，比起原本血缘、地缘的纽带，更多是由排他的封闭性以及对未知、陌生事物的敌意支撑和壮大起来的。异民族、异教徒间的相互关系，除了交往双方社会集团构造是单细胞式还是复合式的差异外，原理相同。尤其是在征服或侵略战争中，这种集团的排他性和敌意被无限制地发挥，又被有意识地、有计划地强调甚至夸大。换言之，即便是战争行为，也有国际法的严格制约，而这种情况却与之存在原理上的差异，只要与外邦人、异教徒相关，人们就可以完全心安理得地屠戮非作战人员。真可谓化外之民，野蛮至极。历史学家米肖（J.F.Michaud）也对十字军的行迹做了极具特色的记录：“这支穷凶极恶的大军依旧一路烧杀抢掠向南疾行。……他们把砍死人的头颅当作体育运动，大肆进行……将死尸从坟中挖出，在悲痛欲绝的市民面前，将一千五百具尸体枭首示众”，等等。
    不过，正如米肖对十字军将士的问责所言，他们“将信仰和对野蛮的掠夺、荒淫、烂醉的豁免混为一谈”，是因为他们这些宗教狂热分子没有将异教徒看作自己的同类或关联者，而只将其看作自己道义之外的存在，才与之发生斗争①，此种“暴行的记录”不足以证明中世纪欧洲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是“蛮族”。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单将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排除在这一逻辑之外，则毫无道理可言。而如果“时间”必须做出审判，最先应该审判的就是这种学术上的偏颇与不公。
    那么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将蒙古霸业视作暴力恐怖成果的论调，不过是给蒙古扣上了一个未开化蛮族的污名，在学术上产生了一堆无用的废话，而对局势分析起不到任何作用。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这种歇斯底里的论调，使人们只靠武力与恐怖压制政策就可以建立并维持一个大帝国的妄想一度横行于世，导致那些渴望从历史中吸取些许教训的好心人陷入简单粗暴的一家之言，而它还极易成为害己、误国的导火索，到那时候，就不只是无用，而是相当有害了。
    当然，我并不是为了向多桑问罪才执笔的。他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那一年是1780年，《蒙古史》第一次出版是在1824年。且不论多桑能够写出这部古典文献的稀世博学与努力，但他那只能将成吉思汗与抜都征战下的蒙古视作残忍杀戮者的先入之见，极有可能导致他对于这一大事件发生的舞台的人文地理和社会经济史一知半解。在他能够运用的珍贵资料之中，那些本该与蒙古游牧民族特质相联系进行理解之处，却未得到相应的解释，实为可惜。不过，考虑到多桑著作成书的年代，如今再对其挑剔苛责本就不合情理。然而，我之所以认为有反对甚至充分批评的必要，是因为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已然过去的今天，信奉多桑式看法的作者依然屡见不鲜。如若这只是笔者一人的过虑，那再好不过。可万一这多少已成事实，那么越是想到这一世纪内诸般学问的突飞猛进，则越让人感叹，这简直是一个故步自封的奇观。业视作暴力恐怖成果的论调，不过是给蒙古扣上了一个未开化蛮族的污名，在学术上产生了一堆无用的废话，而对局势分析起不到任何作用。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这种歇斯底里的论调，使人们只靠武力与恐怖压制政策就可以建立并维持一个大帝国的妄想一度横行于世，导致那些渴望从历史中吸取些许教训的好心人陷入简单粗暴的一家之言，而它还极易成为害己、误国的导火索，到那时候，就不只是无用，而是相当有害了。
    当然，我并不是为了向多桑问罪才执笔的。他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那一年是1780年，《蒙古史》第一次出版是在1824年。且不论多桑能够写出这部古典文献的稀世博学与努力，但他那只能将成吉思汗与抜都征战下的蒙古视作残忍杀戮者的先入之见，极有可能导致他对于这一大事件发生的舞台的人文地理和社会经济史一知半解。在他能够运用的珍贵资料之中，那些本该与蒙古游牧民族特质相联系进行理解之处，却未得到相应的解释，实为可惜。不过，考虑到多桑著作成书的年代，如今再对其挑剔苛责本就不合情理。然而，我之所以认为有反对甚至充分批评的必要，是因为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已然过去的今天，信奉多桑式看法的作者依然屡见不鲜。如若这只是笔者一人的过虑，那再好不过。可万一这多少已成事实，那么越是想到这一世纪内诸般学问的突飞猛进，则越让人感叹，这简直是一个故步自封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