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导论  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
  一  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
  二  “轴心时代”的文化变革
  三  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
  四  中西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第一章  中西文化分野之滥觞
  一  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的文化意蕴
  二  从殷商巫觋精神到儒家伦理精神
  三  “两希”传统与基督教
第二章  天人合一与灵肉对立
  一  利命保生与舍身殉道
  二  儒家的“四端之心”与基督教的“原罪”
  三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灵肉关系和精神遗产
  四  儒家伦理对三大外来宗教的同化及其文化冲突
  五  中西哲学的精神分野
第三章  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挑战与应战
  一  从陆地时代到海洋时代
  二  全球化时代的风潮变化
第四章  近世西方文化的启蒙历程
  一  西方文化变革的历史起点与演进脉络
  二  西方启蒙运动的曲折历程
第五章  近世中国文化的启蒙历程
  一  中国明清之际的自发性启蒙
  二  国势颓败下的启蒙三部曲
  三  古今中西之争
第六章  当代中国文化更新之路
  一  新时代的思想文化张力
  二  “国学”复兴与“西潮”浸润
附录  “轴心时代”中西文化比较
出版后记

    导? 论
    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
    一?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中国文化如果从夏代算起，至今已经有 4000 多年的历史。同样地，西方文化如果从克里特文明开始，至今也有 4000 年以上的历史。我们今天谈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当然是把它们各自当作一个统一的文化来对待。事实上，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汇聚了许多不同的源流传统。这些不同的源流传统，在长期的历史磨合中逐渐形成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形成了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地位的伦理文化。而西方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开始出现了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主脉，正如儒家伦理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脉一样。这两个文化本身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本身也有一个不断聚合、发展、成形和壮大的过程。因此，我们首先要探讨的问题，就是从历史上来追溯一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的源流传统以及不同源流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所谓“夏夷之分”。而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文化源流之间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关系模式，这就是“以夏变夷”，即以华夏的文化来改变、同化蛮夷的文化。中国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中下游形成了华夏文化圈，四周则为蛮夷居住的化外之地，东边称为夷，西边称为戎，北方称为狄，南方称为蛮。夷、戎、狄、蛮均为贬义词，与生番虫豸相通。中国文化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夏夷之分”的二元对立观念，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循着一条所谓“以夏变夷”的路线发展下来的。秦汉以后，各种异质文化在中国的主体文化 —儒家文化面前不是被同化，就是被排拒，从而使儒
    家文化始终能够保持一种唯我独尊的纯粹性。从商周的“鬼方、鬼戎、昆夷、玁狁、獯鬻、犬戎”，到秦汉魏晋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再到唐宋元明清的回纥、吐蕃、党项、契丹、女真、蒙古、满人，每次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结果都是征服者反过来被华夏文化所同化。早在商代，西北游牧民族就不断地侵犯黄河流域的华夏农耕文明，《诗经·小雅·采薇》写道：“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西周广置烽火台，就是为了防止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尽管如此，西周仍然毁于少数民族的侵犯，周幽王本人也被杀死于骊山之下。秦汉时期的匈奴更是形成了中原政权的一大边患，所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
    人未还”，说的就是匈奴与华夏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南北朝时曾一度形成了“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匈奴、鲜卑、羌、羯、氐等少数民族占据了半壁江山。唐宋以降又有契丹、女真、蒙古人的入侵和满人入关，建立了辽国、金国、元朝和清朝。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曾一度入侵中原的游牧民族都融入中华文化之中。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在中国，外来民族或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必须以华夏文化或儒家文化为精神支柱，必须在潜移默化的历史过程中脱胎换骨，融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中。同样，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入华的结果也是如此，虽然这些西域的宗教是以和平渗透而非暴力入侵的方式进
    入中国的，但是它们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首先就必须接受儒家文化的改造。这种“以夏变夷”的基本模式，导致了中国文化形态的超稳定结构，培育了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
    可以说，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异质文化的能力。这种“以夏变夷”的文化特点，如果借用生物学的一个概念，叫作“米亚德现象”。生物学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两个亲本杂交以后，在它们的子代身上，往往只表现出一个亲本的性状，而另外一个亲本的性状却很少得到体现。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比较明显地表现了生物学中的这种“米亚德现象”。不仅是游牧民族和中原华夏政权之间的冲突是如此，而且就是异域的一些高级文化，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高级宗教进入中原以后，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命运。佛教在印度原是不讲忠孝的，但是中国人自古就以忠孝为本，儒家伦理始终是把忠孝作为最基本的理念。由于儒家文化的巨大同化作用，佛教进入中原以后，就逐渐地把忠孝的思想吸收进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如禅宗、净土宗、华严宗等等。在中国僧人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以及对佛教的一些义理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把儒家的思想援引到佛教的教理之中。中国古代信仰佛教的知识分子们，往往把佛陀比作孔老（孔子、老子），或者是比作周孔（周公、孔子）。佛教最初入华的时候，曾经依托老子的名义，有所谓“老子化胡”之说，认为老子西出阳关后变成了佛陀。这种说法无非是为了让佛教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在长期的历史改造过程中，像忠孝之类的思想，被深深地引入到中国的佛教教理中，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八个大乘宗，其中特别是民间流行的净土宗和知识分子信仰的禅宗。净土宗和禅宗，尽管一个重称念 一个重顿悟，一个认为口念阿弥陀佛每日万遍乃至十万遍，就可立地成佛，一个强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劈柴担水皆是妙道，但是这两者都与印度佛教所讲究的苦修苦行、弃绝凡尘的基本精神迥然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人变成了一种关注现实生活的宗教，反而对超越性的彼岸理想漠不关心了。乃至于我们今天到中国的寺庙里边去看看，老百姓们烧香磕头、求神拜佛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所求的绝不是一种无他无我、六根净绝的涅槃境界，而是祈求子孙满堂、祛病免灾、
    荣华富贵、升官发财，这些祈求全部都是入世的或现世性的。从中国文化对佛教的改造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同化能力。
    西方文化也有很多源流传统，但是我们发现，西方文化的各种源流传统之间的关系，与中国这种“夏夷之分”以及“以夏变夷”的基本模式是大不相同的。西方文化至少可以说有三种源流传统，一种是希腊的，一种是罗马的，一种是基督教的。这三种源流传统之间的差异非常之大，曾一度在历史中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希腊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它就像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具有一种天然的和谐性。在灵与肉、彼岸与现世、理想与现实之间，希腊文化力求保持一种和谐状态。所以希腊文化是非常优美的，它表现了一种矛盾尚未绽开的原始和谐。但是在其后的罗马文化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种片面性的发展。罗马文化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浑浊潮流里，其结果就导致了罗马社会中的那些骇人听闻的堕落行径。当然罗马文化也曾一度推动了世俗生活的发展，导致了帝国的膨胀和繁荣，缔造了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确立了较为规范的财产法权关系。到了基督教时代，西方文化又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说罗马文化是物质主义的，那么基督教文化就是唯灵主义的。基督教文化教导人们一味地沉迷于虚幻的彼岸世界，这样就导致了中世纪西欧社会的普遍的人性异化。这种人性的异化，使得人们把正常的物质享受和感性的现实生活当作一种邪恶的东西加以唾弃，人性的一切正常欲望都被视为魔鬼的诱惑，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都把眼睛死死地盯着虚无缥缈的“天国”，从而导致了中世纪西欧社会的经济落后和文化愚昧。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人把眼睛盯着“天国”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多多少少存有一些物欲的渴望、一些“邪恶的念头”，这样就导致了基督教文化内部的一种最可怕的现象，即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分裂。基督教的理想是崇高圣洁的，然而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行为却是卑劣龌龊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和卑污的现实之间的痛苦分裂，最终导致了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普遍虚伪。这种普遍虚伪的现象，大家在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大师们的著作里都可以读到，而且它也构成了引发西欧社会一系列重大变
    革的导火索。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又出现了一个合题，它以一种扬弃的方式把希腊的、罗马的和基督教的文化因素融合到自身之中。因此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中，既有希腊文化的那种对人性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文化的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文化的那种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对“天国”理想的向往。各种源流传统中的一些相互对立的东西，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中都有机地融合到一起了。因此我们说，西方文化的这些不同的源流传统之间，呈现出一种与中国“以夏变夷”的“米亚德现象”完全不同的关系模式，这是一种融合更新的模式，其结果导致了文化上的“杂交优势”。
    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源流传统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模式，一种是“以夏变夷”的模式，其结果导致了一种文化上的超稳定结构，形成了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另一种则恰恰相反，它呈现为一种融合更新的模式，其特点就是通过不同文化的“杂交”和相互否定而产生出新的文化性状，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整个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不断变迁和自我超越，形成了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
    二?“轴心时代”的文化变革
    20 世纪上半叶，德国的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学概念，叫“轴心时代”。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里，雅斯贝尔斯具体解释了“轴心时代”的含义。他认为在公元前 8 世纪到公元前 2 世纪的这几百年间，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大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文化变革，这场文化变革的结果引发了世界三大宗教——儒教、佛教（及印度教）和基督教——的产生。雅斯贝尔斯强调，“轴心时代”所发生的重大精神变革及其所开创的精神资源，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生活世界的重要精神根基。在“轴心时代”以前，中西文化都具有浓郁的迷信色彩，鬼神崇拜是它们的共同特点，而它们
    之间的差别与它们的共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经历了“轴心时代”以后，中西文化开始向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变革，我可以把它分为两步来分析。第一步是从殷商时代的“尊神事鬼”的巫觋精神向周代的“尊礼敬德”的宗法精神的转化。“巫”是指女巫师，“觋”则是指男巫师，巫觋精神是整个殷商时代非常浓郁的一种主流精神，其特点就是鬼神崇拜。从殷商时代“尊神事鬼”的巫觋精神向周代“尊礼敬德”的宗法精神的转换，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第一次大变革，它使人们开始将眼光从天上转向了人间，从祭祀占卜转向了宗法礼仪。第二步则是从周代“尊礼敬德”的宗法精神向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在自觉的伦理精神的转换，这个转化过程从孔子的“仁”和子思的“至诚”，再到孟子的“四端之心”，可以说基本上达至完成。下面我简单地谈谈这两个过程，做一点具体的分析。
    在殷商时代，人们崇拜的对象非常多，从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到先祖先妣、先王先公，人们求神问卜，尊神事鬼，迷信精神非常浓郁。孔子后来也明确指出，殷商文化的特点就是“尊神事鬼”，把神鬼的意志看得非常重要，诸事均须先卜而后行。到了周人那里，就开始表现出所谓的“敬鬼神而远之”的人文精神，“以德配天”的思想被大力宣扬，这种态度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周人取代了殷商的政权以后，他们不仅进行了一次政治权力的转换，而且更重要的是进行了一场宗教革命，这场宗教革命的实质就是把殷商时代的“帝”和作为帝廷臣正的先祖先妣这样一些带有血缘崇拜和自然崇拜色彩的鬼神，转变为与人德直接相关的
    外在礼法规范。比如说周初期的时候，取代“帝”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天”，周代人非常崇拜“天”，崇拜“天命”。如果说殷商人崇拜的最高神是“帝”，那么周人崇拜的最高神就是“天”。但是与殷人崇拜的“帝”不同，周人的“天”或“天命”不再具有血缘崇拜的特点和民族祖神的形象，而是一种“无亲无常”的抽象道德主宰。抽象的“天”或“天命”取决于人德，即“以德配天”，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而人德又表现为具体而严苛的礼法制度，因此“尊礼敬德”就可以“膺受大命”，而“不敬厥德”则会“早坠厥命”。到了春秋时代，面对着周王朝“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孔子又用内在的“仁”来充实和改造外在的“礼”，并将“仁”解释为内在于人性之中的爱人之心和忠恕之道。孟子则进一步将与生俱来的人性善端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将向内发掘“仁、义、礼、智”等善端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的基本根据，从而将周代尊礼敬德的宗法精神改造成儒家内在自觉的伦理精神。对于儒家来说，人与天命的关系，或者天人合一的理想，只是一个从内向外的道德修养过程，人们只需要从内心和本性上去下功夫，就可以“成己成物”“内圣外王”。《孟子·离娄上》说得很清楚：“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因此一个人只需要修身养性，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经过上述文化变革过程，先秦儒家开创了一条道德内敛的进路，从此以后，中国文化就专注于对人的内在道德良知的发掘，说到底，也就是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几千年来，中国儒家文化基本上就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前进，并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或基本精神，即协调的现实精神。这种基本精神使得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表现为一种伦理文化，它侧重于内在的道德修养和现实的经世致用，强调从内在心性的修养出发，通过“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最终实现“内圣外王”的大同理想，实现天人合一的人生鹄的。这样一个从内向外的修养过程，就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基本路向。而由商、周外在的鬼神崇拜和宗法礼仪向儒家内在的道德心性的敛聚过程，则是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所发生的重大变革。
    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也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变化，但这个变化恰恰是一个外在超越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内在敛聚的过程。这个外在的超越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从自然崇拜的希腊多神教以及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唯灵主义的基督教的转化。众所周知，希腊多神教是一种自然崇拜的宗教，充满了感性的、活泼的、欢快明朗的色彩。人们看到诸如宙斯、阿波罗、阿佛洛狄忒、雅典娜等这一类神明的时候，往往会由衷地感到高兴，我们喜爱他们，因为他们与人同形同性，他们具有人的形体，而且往往比人更健壮、更美丽；同时他们也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像人一样有优点也有弱点。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觉得他们可亲可爱，具有鲜明的美感。就此而言，希腊诸神是童年时代的神，具有儿童的一切优 美与和谐的特点。在希腊文化之外，还有一个希伯来文化，当然它不能够算西方文化，但是它却构成了基督教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希伯来文化在古代主要表现为一种宗教，即犹太教。犹太教是一种律法主义的宗教，充满了苦难意识和罪孽感。希伯来宗教与希腊宗教之间的差别，很可能是由于这两个民族自身的命运而导致的。希腊民族是一个自由的民族，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爱琴海畔，这个民族的自由天性也表现在他们的神话中间，因此希腊的神给人们一种欢快明朗、无忧无虑的感觉；但是 犹太民族自从公元前 15 世纪来到迦南以后，先是被埃及人统治，后来则
    相继被一个又一个的其他民族，如非利士人、亚述人、新巴比伦人、波斯人以及亚历山大时代和塞琉古王朝的希腊人，以及罗马人等等先后统治。由于犹太民族长期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幸意识。这种不幸意识，是犹太人在反思自己民族的不幸命运时产生的。由于犹太民族长期受到外族统治，他们的反抗始终是徒劳的，所以他们就把这种不幸的根源归结于自己的不洁净和不虔诚，即对上帝的不虔诚，所以就导致了一种深重的罪孽感。那么犹太人如何才能克服自己对神的不虔诚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严守各种外在的律法，所以犹太教充满了律法主义色彩。这种律法主义，特别强调苛严的条文、规定，比如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能用，什么东西必须要奉献给神。犹太教的禁忌非常之多，除了“摩西十诫”之外，还有数百条律法禁忌。
    在“轴心时代”，西方文化经历了从明朗欢快的自然崇拜的希腊多神教和外在刻板的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鄙视现实生活、崇尚天国理想和灵魂超越的基督教的转化。这个转化过程就是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完成的重大变革，它使得西方文化具有了一种形而上学的特点。从希腊的有血有肉的、神人同形的多神教，向贬抑肉体、超越现实的唯灵主义的基督教的转化，其结果，使得人们不再关心现世，不再关心肉体，不再关心物质生活。人们把眼光投注到“天国”，这样就形成了西方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即超越的浪漫精神。在《新约》福音书中，耶稣明确地表示“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犹太民族的罪孽感泛化为一种普遍的
    “原罪”意识，苦难深重的罪孽只有依靠上帝的救赎才能解除，而上帝的救恩只是针对虔信的灵魂而言的，灵魂也只有在彼岸世界才能得到彻底的解脱。因此现世生活就成为一种罪恶的象征，它和充满了人性欲望的肉体一样构成了魔鬼的采邑，人们只有彻底唾弃它，才有希望进入光辉澄明的彼岸乐园。基督教的这种基本观念导致了人与现实世界的分裂，造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一种普遍的人性异化现象。
    现在，让我们来归纳一下。在“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经过了上述两个阶段的转化，最终形成了一种关注于现世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在与此大体相同的时间里，西方文化完成了从自然主义的希腊宗教和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唯灵主义的基督教的转化，使得人们都把眼光关注于天国理想和上帝的救恩，而对现实的物质生活采取一种鄙夷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是鄙夷的态度，这样就导致了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这就是在“轴心时代”中西文化所发生的根本性变革，一个是向内敛聚的，一个是向外超越的，从而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历史分野。
    三?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
    从“轴心时代”的文化变革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两种不同的主体精神，即协调的现实精神与超越的浪漫精神。按照现在中国学术界的观点，通常把中国文化称为伦理文化，把西方文化称为宗教文化，前者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后者则注重人与上帝之间的信仰关系。确定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这种差别，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以及这两种精神对于中西传统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影响。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对于宗教就采取了一种非常理智的实用主义态度。虽然官方和皇帝常常要定期举行祭天、封禅、拜祖、祭孔等活动，但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心中都非常清楚，祭天、拜祖、敬奉鬼神说到底都是为了教化百姓。从周公旦开始，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就具备了这种清醒的实用理性精神，《周易》里边就有一句话，叫作“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所谓“神道设教”，就是说，信仰鬼神无非是为了劝勉大家从善，是为了教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信仰而讲道德，而是为了道德的需要，才拉出了一些鬼神，用鬼神作为幌子来吓唬老百姓。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大凡都是不信鬼神的；即使他们谈鬼神，也只不过是说给老百姓听的，老百姓没什么文化，当然就容易相信这些东西。而且他们往往把鬼神之事描述为一种令人恐怖的景象，一个人死了以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此生此世不修善德，死后就要堕入十八层地狱，上刀山、下火海。这种恐怖的景象，对于一个人的现世道德行为，是具有很重要的儆戒作用的。由于大家都害怕这种死后的恐怖景象，生前当然就尽可能地向善了。这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众所周知，孔子本人就是一个无神论者，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都表明孔子和先秦儒家对鬼
    神之事的淡漠。孔子之所以要对生死问题、人鬼问题采取存而不论、避而不言和敬而远之的态度，并非孔子不明生死、人鬼之事，而是圣人深知无神论思想会导致“丧葬礼废”的结果，从而造成“臣子恩泊”“倍死亡先”等不利于现实道德教化的恶劣后果。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无神论的文化，信奉鬼神只是为了道德教化而已。
    经历了“轴心时代”的文化变革之后，中国儒家文化将自觉的、内在的道德良知确立为安身立命之本，每个人只需向自己内心中去发掘良知，就可以成己成物，由人道而知天命。人生之要义，首先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后自然就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朱熹从《大学》中总结的儒家八条目，质言之，一切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都必须落实到平凡的道德修养之中，内圣而后才能外王。当年朱熹在评价周敦颐玄奥高深的太极无极之说时总结道：“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因此，所有玄之又玄的东西，说到底，不过是以仁义道德和日常修养作为根基。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既然把眼光都关注于内在的道德修养和现实的经世致用活动，他就无暇去顾及那些六合之外的鬼神。这样一来，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就不至于由于过分的宗教信仰而走向迷狂。所以我们说，在中国传统社会，固然也有很多糟粕的东西，也有很多摧残人性的东西（这主要出现于宋明理学以后，由于越来越多地强调四维八德、三纲五常这些东西，所以把内在的道德变成了一些外在的刻板规范。这与先秦儒家的本意是有出入的），但是总的来说，由于人们关注现实，关注道德，关注现实的经世致用活动，而且儒家知识分子有着非常强烈的入世精神，即所谓“忧患意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老是忧心忡忡，老是在忧国忧民，这样就使得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儒家知识分子能够投身于现实社会，投身于经世致用的实践活动中，从而就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繁荣昌盛。可以说，相比起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辉煌、非常繁盛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一种超越性的宗教精神的牵引，中国传统文化也缺少一种强烈的向前追求的欲望，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所说的：中国人随遇而安，得到一点快乐就享受一点快乐，他从来不像西方人那样风驰电掣般地向前追逐。中国人容易满足，墨守成规，所以中国文化虽然在古代曾经繁盛，但是到了近代以后就开始衰落，尤其是当西方迅速地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相形见绌了，而且是每况愈下。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专注于现世道德修养的儒家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 —协调的现实精神，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繁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应该为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落伍承担主要的责任。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恰恰相反，它走向了另外一个维度，即超越的维度。我们刚才说到，基督教文化导致了人们对现世采取一种鄙夷的态度，整个眼光都盯着“天国”，这样就导致了一种宗教迷狂。这种宗教迷狂到了中世纪的中后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毕竟是血肉之躯，毕竟有着不可抗拒的七情六欲。在基督教产生之初，当它作为一种遭受罗马帝国摧残和迫害的宗教时，确实产生了一批道德高尚、信仰坚定的圣徒，他们能够自觉地抵制种种世俗利益的诱惑，洁身自好，成为道德楷模，这不足为奇。但是当基督教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普遍意识形态的时候，如果仍然要求所有的基督徒都像早年的那些修道士和圣徒们一样洁身自好，不食人间烟火，必然会导致普遍的人性异化和社会虚伪。维克多·雨果有一句名言：“人的两只耳朵，一只听到上帝的声音，一只听到魔鬼的声音。”人生实际上就是处于上帝的声音和魔鬼的声音之间的一个撕扯过程。罗丹创作过一尊著名的雕塑，就是一个人正从动物中挣脱出来，这是对人性最好的写照。人一半是动物性的，另一半是“神性”的，“神性”的力量把我们往上拽，动物性的力量把我们往下扯，人一生的过程就是在这种痛苦的撕扯中挣扎的过程，这就是人生的真实写照。既然人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中，他就不可能像上帝那样完全超脱于物质
    世界，超脱于肉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教的理想固然玉洁冰清、崇高典雅，但是它却不近人情、不合人性。所以当基督教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后，它的理想与现实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裂。基督教的崇高理想极力要把人拉向光明纯洁的“天国”，而人的物欲本能却使人不可能脱离脚下那片实实在在的土地，这样一来，人就处于“神性”与人性、上帝与魔鬼两种相反力量的撕扯之中。这种无法克服的痛苦状态，最后就导致了一种权宜之计，这种权宜之计就是普遍的虚伪。所以在中世纪的中后期，基督教世界中就充满了骇人听闻的堕落腐化和令人作呕的虚假伪善。天主教的神甫和修士们，满口宣讲的都是崇高纯
    洁的理想，背地里却在从事一些蝇营狗苟的勾当。这就是我们在薄伽丘的《十日谈》里看到的现象。从理论上来说，罗马教会本来是上帝设在人间的一个机构，是引导人类灵魂上升到天堂的一个阶梯，然而事实上在中世纪中后期，罗马教会却蜕化为一扇引导人们通向地狱的大门。教会成为最腐朽、最黑暗的场所，用 14 世纪著名的文艺复兴大师彼得拉克的话来说，罗马教会成为全世界的臭水沟，世界上所有污秽肮脏的东西，莫不出自这个教会。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既然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二元分裂，陷入了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绝望境界，那么它就只能面对着一个命运，这就是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在中世纪末期，这种改
    变通过两个不同的途径而实现：或者抛弃那些虚无缥缈的崇高理想，理直气壮地追求物质利益和感性生活，这种人性解放的要求导致了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或者真诚地信仰基督教的实质精神，这种信仰不是虚假的，而是真诚的，无须拘泥于外在的刻板戒律，而是正视人的基本需求和正当欲望，尽可能地把纯正的宗教信仰与一种合理的世俗生活结合起来，这种倾向就导致了宗教改革。这两场重大的文化变革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构成了西方文化从中世纪向近现代转化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们也是基督教文化自我更新的历史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