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当今国学教育的基本问题
  一、现状：问道国学教育之路
  二、症结：制约国学教育的深层因素
  三、路径：读经典是基本抓手
  四、瞻望：以师道尊严挺立民族信仰
第二讲 认识中国儒学的“三段论”
  一、何谓认识中国儒学的“三段论”
  二、帝制时代专制政治的负面影响
  三、“三段论”的意义：正本清源
第三讲 周文王遗训与儒家中庸思想
  一、周文王“宝训”的发现
  二、周代的“中道”传承
  三、孔子所谓刑罚之“中”
  四、孔子的“时中”智慧
第四讲 元圣周公与“前儒学时代”
  一、孔子“梦周公”的历史解读
  二、怎样理解周公“制礼作乐”
  三、周公与鲁国的历史文化
  四、孔子“梦周公”与《周礼》
  五、孔子“取法”周公创儒学
第五讲 正本清源说孔子
  一、“学而时习之”该如何理解
  二、孔子西行见老子
  三、孔子杀少正卯了吗
  四、孔子无奈的“周游”
  五、“女子难养”论是否轻视妇女
  六、孔子与“愚民”说
  七、“亲亲相隐”合理吗
  八、孔子主张贵族特权吗
第六讲 孔子与六经
  一、六经的历史渊源
  二、孔子整理六经
  三、孔子的六经之教
  四 、孔子整理六经的意义
第七讲 《论语》的成书与整体性问题
  一、《论语》材料集撰在孔子去世后不久
  二、《论语》由孔子裔孙子思主持编纂而成
  三、《论语》明显具有“正实而切事”特征
  四、《论语》不是研究孔子唯一可靠的资料
  五、研读《论语》应注意总体把握孔子思想
第八讲 《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
  一、《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与成书
  二、《孔子家语》的早期流传
  三、孔安国重新编订《孔子家语》
  四、《孔子家语》的孔氏家传
  五、王肃注解《孔子家语》
  六、今本《孔子家语》的流传与研究
第九讲 时空维度下的孔子与儒学
  一、孔子和儒学的长久生命力
  二、超越时空的孔子
  三、孔子与礼乐文明
  四、儒学重视提升人的格局
第十讲 孔子：一个人的两千五百年
  一、孔子及其思想的形成
  二、孔子学说走向“独尊”
  三、经学时代的孔子思想
  四、“三教之争”中的孔子思想
  五、孔子思想在理学时代
  六、孔子思想在近代中国
第十一讲 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王充“孔子之文在仲舒”说诠解
  一、王充心目中的董仲舒
  二、“文王之文”与“孔子之文”
  三、董仲舒与中国“文”化
第十二讲 文庙祭祀及其教化功能
  一、文庙与文庙祀典
  二、圣贤观念与圣贤崇拜
  三、文庙从祀制度
  四、文庙是历代知识精英的精神仰望
  五、文庙的社会教化功能
第十三讲 成人之道与为政之德
  一、孔子和早期儒家论“成人”
  二、周代“冠礼”与“成人”
  三、心中有“道”，脚下有“路”
  四、人道之“正”在于“政”
  五、以“正”为政则无不正
第十四讲 中华“八德”及其价值
  一、为什么要讲“德”
  二、“八德”是怎样形成的
  三、“八德”之间的关系
  四、“八德”与“明理”
  五、做人不能离“八德”
第十五讲 儒家“四书”与中华家风
  一、家国一体：家风建设的方向性
  二、“家”与人的“类存在”思维
  三、孝悌：是出发点，不是终点
  四、家风建设要从“心”开始
后记

    文化自信来源于文化自知，只有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对中华经典的价值有正确的认识，认清孔子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理解中国学术史上的疑古思潮，理解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变动，才能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从而讲清楚“学术的中国”“理论的中国”，才能理解中华文化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估价偏低
    世人都知道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也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但它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而是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的繁盛期、高潮期。人们常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轴心时代”理论来讲述中华文明，但这一理论没有关注中国文化在诸子时代以前的漫长发展，没有注意中国许多思想家何以那样尊崇古代“先王”。
    事实上，学术研究的重要进展与考古材料的惊人发现都一再证实，尧舜以来尤其是夏、商、周三代的中国文明已经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百家争鸣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总结与反思，诸子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看不清中国文明的绵延之路，就容易妄自菲薄，很难理解传统思想的高度与深度，就容易以为这不过是“老练的道德说教”
    而已。
    （二）对经学典籍的价值认识不够
    国学包罗宏富，正如文化可以分成不同的层级那样，国学也有三教九流、经史子集等很多内容。经学是训解或阐释儒家经典之学，是中国独有的学问。儒家经典以六经（或五经）为核心，及于孔子及其后学遗说，包含着深沉的价值观念与民族精神。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整理的六经被视为先王“政典”，儒家经典彰显道德与价值。国学研究应以经学为中心，国学就像一棵生命之树，只有区分主次，知其本末，才能培根固元，生生不息。我国典籍经、史、子、集四部之分类以“经”为先，经部之后史部以“正史”居首，不都是出于“明教化”“佐治道”的社会价值考量的吗？弘扬儒学而弃经不读，无异于舍本逐末。
    目前，在对儒家经典等文献的认识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怀疑古书相关记载，人为后置了不少典籍的成书年代；不明古书流传的一般规律，不能动态观察古书的形成过程，造成对古书的很多误解；不能整体把握学术源流，颠倒了一些同类文献的先后顺序，甚至误判了学派属性；不能理解各学术派别之间的纵横关系，简单化地进行学派判断，如此等等，严重影响了对这些文献的利用与阐发。
    （三）对博大精深的孔子儒学“莫名其妙”
    孔子儒学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文化创造，他们思索人性与人的价值，胸怀天下而关注苍生，思维恢宏却包蕴精微。孔子超越了他的国度与时代，只有对他的儒学思想体系有全面、综合的理解，才能把握“大体”，在“道术”的意义上理解“中国精神”与“中国气质”。如“大学之道”强调人的全面成长，倡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培养“大人”“君子”。孙中山先生说，这是“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本来这“属于道德的范围”，但“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只有清楚孔子儒学的宏大气象，才能懂得它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和睦与和平的巨大意义。
    （四）疑古思潮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
    唐朝中后期以来，随着佛学影响的扩大，人们以儒家道统对抗佛学法统，由此产生了对儒学经传的怀疑。自宋代开始的疑古思潮到近代“古史辨派”时期登峰造极，所谓“辨伪学”出现了极大偏失。疑古思潮本来为“卫道”而生，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却换成了“反古”的
    面目，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学术上的“疑古过勇”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除了让人感到古籍几乎“无书不伪”“无书可读”，更使得虚无主义盛行，造成了上古文化的一片空白，于是，人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孔夫子”似乎变成了“空夫子”。
    实践证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学术研究的进展，尤其地下早期文献的不断问世，一次次“轰然打破”了既有的“成见”，也无情地揭示了疑古思潮的极大偏颇，学者们一次次地惊呼必须“重写学术史”“重写思想史”。不过，疑古思潮的负面影响极其深刻，消除这种影响尚需时日，或者说“走出疑古时代”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五）把国力升降与文化问题简单类比
    文化影响力的升降浮沉密切联结着国力的变化。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极尽屈辱，在反思落后原因的时候，不少人迁怒于本国的传统文化，强化或放大了对传统文化负面影响的认识，在对文化的认识与研究中，有些人还没有走出近代落后挨打的阴影。中国以屈辱的方式融入世界时，人们得以“睁开眼睛看世界”，在新旧文化交汇、中西文化碰撞的夹缝中，有的激进，有的狂放，都带有文化转型时期的人格特征，也是对于当时“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恐慌性反应。走不出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对文化的影响，于是有的人不免纠结。
    实际上，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儒学确实发生过一些变化。在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阶段，孔子儒家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强调“正名”，带有明显的“德性色彩”。而在秦汉以至清朝的“帝制时代”，虽然很多儒家学者也致力于发扬儒学精神，但儒学在走向大众与社会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为适应专制政治与皇权至上的需要，逐渐强化了君权、父权和夫权，染上了显著的“威权色彩”，呈现出为后世所诟病的一些特征。近代以来，人们反思儒学，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运动，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偏颇，但客观上却主要指向具有“威权色彩”的儒学，把被扭曲了的儒学主张看得更加清楚。大要别之，对孔子儒学持“保守”立场的人多看到了儒学的真精神，持“激进”立场的人则更多看到了作为“封建专制灵魂”的那个“偶像的权威”。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认识和把握五四精神要坚持大历史观，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讲清楚五四运动的进步意义与重大影响。五四运动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批孔”“尊孔”的话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研究民族精神，树立新时代精神，尤其需要对五四以来的“批孔”思潮有一个认真总结，以大历史观、以宏观视野讲清楚五四以来的“批孔”思潮的实质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