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边疆关闭”：危机与出路
  增长与危机
  寻求出路：思想界
  寻求出路：决策层
第二章  关税、海军与外交
  改革关税之战
  海军扩建
  外交的延续与变化：拉美和太平洋
第三章  英美对抗与和解：委内瑞拉边界危机
  英美关系格局与危机背景
  美国介入争端
  英美正面交锋
  危机的解决
第四章  建立帝国的战争
  古巴问题与美国
  麦金莱政府
  走向战争
  胜利、扩张与扩张悖论
第五章  “门户开放”照会与美式帝国的定型
  中国市场与美国的战略
  瓜分中国带来的冲击
  “门户开放”照会
  美式帝国的定型
结束语  超大国家的崛起与扩张
  扩张的内化
  扩张的“成本敏感度”
  战略取向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第一章  “边疆关闭”：危机与出路
    对美国来说，1890年承载着诸多象征意义。一方面，美国工业产值在这一年首次跃居世界第一，未来称雄世界的物质基础俨然成形；另一方面，人口普查局总监则宣布，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为美国人提供无限机遇的西部“边疆地带”已不复存在，暗示着美国将面临空前的压力和风险。就在这样的二元张力之下，美国崛起的关键十年拉开了序幕。
    增长与危机
    19世纪下半叶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内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市场实现了进一步整合与扩大，新的企业模式迅速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又及时来到。多种因素的幸运结合，使美国的经济实力快速赶超了英法等老牌欧洲大国，并把同样新近崛起的德国抛在了后面。
    在农业方面，美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被一场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所激发。内战以后，东部地区的大批人口潮水般涌向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进行垦荒拓殖，广袤的西部大平原被开发为大规模农场，并以资本主义的方式运营起来，推动了美国农业的腾飞。1866年到1900年，美国虽然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全国耕地面积仍然实现了大幅增长，由4．07亿英亩（约1．65亿公顷）增加到8．79亿英亩（约3．56亿公顷）。农产品产值也从22亿美元增加到58亿美元。小麦等农产品还出现了大量剩余，很快成为美国出口贸易的主要产品。到1875年，仅小麦和棉花两项的出口就达2．5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3％，到1881年这两项更是达到4．1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7％。就在这一阶段，美国牢牢奠定了世界农业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
    美国在工业上的发展更令人瞩目。以当时衡量工业能力最重要的指标——钢为例，美国1875年的钢产量不足40万吨；1880年为130万吨，与英国并列世界第一；1890年为430万吨，超过位居第二的英国约20％；1900年则达到1000万吨，超过位居第二的德国近50％。美国钢产量的激增与铁路的大规模铺设正好形成了供需双方的相互促进。在1869年到1893年间，美国先后建成了五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铁路建设成为国产钢铁的主要消费市场，1875年铁路建设消耗的钢甚至占到国内钢消费的一半以上。而全国性铁路网的建成又为工业扩张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刺激了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带动了其他领域部门的连锁反应。随着机械制造业、石油工业、交通业和通讯业等关键领域的快速发展，美国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并形成了较好的区域布局。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这种工业扩张的速度、深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
    然而，美国非比寻常的经济扩张背后，也酝酿着非比寻常的经济危机。当生产能力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推动下突飞猛进的时候，美国的社会结构却决定了国内需求难以出现质的飞跃，从而使经济上升周期的逆转变得不可避免。1890年前后，美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显出疲态，超量的农业生产使农产品价格普遍下跌，由此引发了中西部农民的还贷问题，广大农业区开始出现骚动。
    P1-3规定美国外交官支持在华商业的任何行动必须事先报请国务院批准。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美国财团急于在清政府对日赔款的外国贷款中分一杯羹，但苦于竞争不过法俄财团，希望美国政府能提供外交支持。当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对此很积极，但其请求被国务院驳回，克利夫兰总统亲自授意的一封电报明确指示：“不允许用任何方式运用你的外交影响来支持（竞争）贷款……你的行为将仅限于正式阐述有关利益各方的要求，如果你认为这种行为是合适的话。”在田贝再三请求后，国务院干脆重申了1887年训令，命令他“放弃运用外交影响来帮助美国金融或商贸企业。这种事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做，而且必须事先将所有事实和理由报告国务院”。
    不过，随着列强在华竞争升级，美国这种“自由放任”的政策也在迅速改变。就在美国财团竞争清政府对日赔款的第二批贷款失败后，一些拥有在华商业利益的美国企业和财团加强了对政府的游说力度。美国政府也对欧洲列强，特别是俄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1896 年夏李鸿章的访美为美国政策的转变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推力。此次访问比较有戏剧性，因为李鸿章一开始的计划是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顺访欧洲，访美属于临时决定的“过境顺访”。而在访美期间， 双方也因为文化差异和误解而闹出一系列小笑话，给了后人不少演绎的空间。但是，这些并不能抵消这次访问的影响。首先，李鸿章的来访刺激了美国政府对华事务的关注。一开始，总统克利夫兰和国务卿奥尔尼对李鸿章的来访持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两人甚至讨论是应该“放一串爆竹” 还是“摆一次下午茶”来欢迎李鸿章。结果一批商界人士和政府内部像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等几个“中国通” 急忙向总统施加影响，高度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克利夫兰和奥尔尼很快被说服并调整接待计划，最后美国政府以非常高的规格精心接待了李鸿章的“非正式来访”。其次， 李鸿章在访美期间表示欢迎美国企业前往中国，而在他回国后，伯利恒钢铁公司、鲍德温火车机车公司等美国大公司都在华顺利拿到合同。无论是否属于巧合，这些都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商界和政府对中国市场的预期。这样，在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896年下半年起，美国就开始改变对华政策中的“自由放任”路线。当时美国的“华美合兴公司”竞争卢汉铁路的修筑权受挫，国务卿奥尔尼给驻华公使田贝的指令就变成“用一切适当的手段”给予支持，与前一年的指令形成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他在此后的电报中还指示田贝“对所有以往的训令不用太拘泥于字面含义”，同时还要求其及时告知国务院美国在华商贸活动的详细情况，这实际上就撤销了1887年的国务院训令。美国的政策由此从“自由放任”向“积极推动”的方向转变。
    麦金莱政府上台后基本延续了“积极推动”的做法。不过此时美国政府的注意力被古巴问题吸引，暂时无暇他顾，在支持在华商业利益的问题上也重归保守。国务卿约翰·谢尔曼一上任就驳回了田贝关于进一步支持在华商务活动的请求，并警告其应保持谨慎。但这种政策的回调毕竟是短暂的，在华利益上升和列强加紧瓜分中国这两个趋势决定了美国政策演变的基本方向。美西战争结束后，获得了菲律宾这一“跳板”的美国更有资本，也更有信心来参与列强在华竞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