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一章 走近库鲁曼
  今日喀拉哈里金合欢丛生的草原：一次旅行
  两部历史：社会—环境路径
  在库鲁曼做社会—环境史研究
  综述：边境地区、殖民主义、种族隔离
第二章 生活在农—牧边远之地的“羊族”和“鱼族”,约1750—1830
  “羊族”和“鱼族”成为塔拉坪人
  农牧社会的生态循环
  田园主义：适合的食物源
  社会权力与生态循环
  变耕作为广泛生产
  农作———属于女性的自治区
  环境、生产、阶层以及性别
第三章 开普地区的强化生产和社会革新,19世纪20年代至1884年
  灌溉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和社会中的创新
  非洲河谷倡议
  商业狩猎和伐木：利润与大生产
  灌溉和商业的社会意义
  一次生态革命?
第四章 殖民兼并：土地转让和环境管理,1884—1894
  改变开普前沿地带的土地权属惯例
  争抢库鲁曼
  英国贝专纳兰土地委员会和牧场隔离
  英国贝专纳兰土地委员会和土地权属
  直接统治下的土地纠纷
  直接统治和环境管理
  耕作土地和挣取现金
  殖民地环境管理
第五章 环境创伤,殖民统治和广泛粮食生产的失败,1895—1903
  长期的环境改变
  疫病与暴力,1895—1897
  生产失败和分配失败：粮食短缺和饥荒
  1903年饥荒期间的薪资劳动和政府干预
  殖民统治下的权利
第六章 环境史上的“劳动力水库”,1903年至20世纪70年代
  人口与生产
  粮食生产：大草原上的轻食者和吞食者
  粮食生产：粗放耕作和保留地的间或灌溉
  出售劳动换取薪金和其他报酬
  “如果人人平等,就不会有合作达成”
第七章 分配水源,分隔土地：种族隔离,1910—1977
  部族的环境权利
  “库鲁曼之睛”的白人化
  泉眼地区的种族隔离
  粗放农业遭遇农业扩展
  失掉信任
  黑人居住点搬迁和白人农场,1943—1963
  隔离发展和各种移除,1963—1977
  环境历史与种族隔离
第八章 改良运动和博普塔茨瓦纳驴屠杀：部族人的环境权利,20 世纪40年代至1983年
  间接统治和环境权利
  金合欢丛生草原的改良意识
  重塑地貌
  干扰生存生产,力促商业生产
  改良运动的影响：来自上面的证据
  博普塔茨瓦纳驴屠杀
  胁迫与保护
第九章 回顾社会环境史与社会环境正义
  衰落史和适应史
  大规模生产的持久性
  环境正义的本地化理论
  社会环境史与社会环境正义
附录A 南非人口普查
附录B 南非家畜普查
附录C1 1991年的个人采访
附录C2 1997—1998年的个人采访
附录C3 1991以及1997—1998年的集体采访
附录D 档案资料来源说明

    库鲁曼(Kuruman)，位于喀拉哈里(Karahari)沙漠高原上的一片开阔地域，那里金合欢丛生，对外界而言这里曾经是一个趣味横生的地方，而如今其魅力已不在。在19世纪早期，这片位于奥兰治河(见图1．1)北部地区，是来自开普敦游客的遥远而充满异国情调的目的地。如今这里遍布灰尘、美景褪色，已经无法使人侧目。茨瓦纳(Tswana)南部地区的发展进程曾经引不少的历史学家注目——在《昔日非洲之路》上，它已如被遗弃的葡萄藤，等着枯萎。19世纪的帝国吞并进程——他们对包括库鲁曼在内的这一地区进行了描述和记录。但是，最终历史学家的兴趣从帝国吞并转向了殖民抗争与谈判。20世纪的南非充斥着各种政治角力与文化革新，动力十足，而库鲁曼这一区域所在却被观察者描述为人口稀少，如一潭死水。简而言之，早期的时候，游人与历史学者均认为此地韵味十足，而最近却很少有人愿意生活在此处。
    本书在于构建库鲁曼地区的社会环境历史。我的研究在于梳理人们与环境的多重关系，并借由环境所产生的相互影响结果分析。通过审视不同群体与其周边非人类环境的关系，我把19世纪与20世纪的情况一并叙述，并找寻这片寂静背后的历史发展动因。本书主要关注权力、社会差别及生态环境，主要阐述人们如何通过与环境的关系相互影响。
    最近发生的事件就能很好地说明这种相互影响。驴，通常被视为一种负重的滑稽动物，触动了贫困人群、环境与殖民经济之间的联动关系。驴并非南非的本地物种，库鲁曼地区只是在20世纪以后才引入这种动物。相较于牛，驴特别能够适应这里的半干燥气候、疾病多发的自然环境，对当地手头缺钱的人们特别重要。20世纪的种族隔离政策把当地的黑人排除在现代国家的公民身份之外，这即使是在国家允许他们参与粮食生产和定居以后也没有什么改观。在官方的规划中，驴成了一种对环境不利的动物，到20世纪中期的时候，在政府的干预下，驴的数量大减。另外，驴不同于牛，它们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因此也被负责制定经济计划的人认定为是没有什么发展前景的物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非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背景下的“隔离发展”政策，对库鲁曼地区的驴数量产生了重要影响。“隔离发展”的政策旨在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茨瓦纳”，并美其名日“博普塔茨瓦纳”(Bophuthalswana)。在博普塔茨瓦纳，居于主导地位的农业治理联盟的企业与精英阶层的牛场受到了国家支持。随着1983年大旱的出现，一场危机悄然来临。由于牛的死亡率远高于驴，博普塔茨瓦纳政府怪罪驴消耗了本来应该留给牛的牧草。警员和部队突然进入村落，在一片混乱声中，他们野蛮射杀了超过10000头驴，也就是本地区接近半数驴的数量。这些驴的所有者没有得到任何事前协商，一旦有抗拒，就会受到威胁和恫吓。对很多人来说，开枪射杀、遭受的损失以及受到的惊吓成了种族隔离期间最为痛苦的经历；时至今日，他们中仍然有很多人痛恨政府的压迫，以及富人对他们卑微生活中仅有财产的剥夺。
    对驴的屠杀是这一历史中最为戏剧性的情节，印象深刻、历历在目。权力对环境的影响在种族隔离之前同样明显。在早期，那些有权力的人霸占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环境资源，通常情况下，权力以种族等级分配。在种族隔离制度下，20世纪中期，很多黑人被迫从长期实际生活的河谷地区搬迁到喀拉哈里沙漠南部地区。白人强占了更多的河谷地区，黑人在干旱的不长树木的草原地区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从事耕作。从那个时期向前追溯，我们可以发现，19世纪初的库鲁曼，新建的白人城镇沿库鲁曼河一路向上游发展，从库鲁曼河攫取最为宝贵的水资源，迫使黑人社区一路向下，居住地区越来越干旱。失去水源，再加上19世纪后期殖民所造成的土地剥离，茨瓦纳地区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存在之地，再也不能像白人那样拥有自己的土地，从而陷入了贫困。但是这种环境压迫在种族隔离之前和殖民统治时期就存在。19世纪初，茨瓦纳的首领们霸占牛群，拥有牛群的富人成为上层，而普通人就只能受他们雇用，他们被禁止拥有牛群，女性和穷人就只能干些饲养的苦活。
    在每一项的资源分配中，人群都被通过种族、阶级和性别加以分划，不同的人群被赋予不同的权力和环境关系。强势群体总是以特别的方式攫取优势并通过操控他人的利益实现对自身优势地位的保存。在这些事件中，强势群体充分利用自身的环境优势，而那些被剥削者也总能找到方式缓和不利环境对自身的冲击。看似平和的人们，总能创造性地以自己的努力达成与环境的妥协。
    在这些斗争中，环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自然背景意义。它影响着最终的结果，既是奖品又是参与者。人们以特定的生活和耕作方式适应环境，新的社会关系从而得以形成。资本主义、基督教、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以各自的方式对锄作、犁耕、动物驯养、石棉矿上的工作产生影响。实际上，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过滤了南非历史上的主要社会力量的影响。半干旱地区的金合欢草原及河谷地带成了库鲁曼人最直接相关的环境，他们的关切不论是什么：降雨、庄稼、家畜、土地权、生存成本和产量，粮食生产权利始终位居首位。
    因此，环境的视角会对我们理解这里人们曾经的生活提供权威解读，并揭示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社会变化力量。社会一环境视角提供了新的权力研究视域，它可以追溯其根源及动机。本质上说，这一命题属于环境正义的范畴，环境正义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活动家为边缘人群争取清洁、健康环境的主要内容。而环境不公——人们与其生物物理环境关系的结构上的不平等——存在于非工业化社会以及更早的时期。从这个角度看，库鲁曼过去的社会环境从来都不是平静的，库鲁曼今天的社会环境关系同样是令人担心的。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