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年表
导言：另一个马克思
第一章  使马克思成为马克思
第二章  阶级斗争与阶级妥协
第三章  历史与进步
第四章  民主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第五章  资本主义与革命
第六章  剥削与异化
跋
附录  关于全集和经典形成的注释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第一章  使马克思成为马克思
    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学术型的和其他类型的)读者所知悉的作为“马克思”的马克思所经由的语境，并未被勤勤恳恳的传记作家(通过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档案文件)发现。这种语境首先是由马克思所创建的，并在他生前一直被他人建构，然后在他逝世接近30年后，又重新被他人建构。这一(传记性的和文献性的)语境对大家普遍认为马克思是谁，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马克思曾经是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影响我们对马克思的认知方面，马克思之后的传记作家和文献编纂者——在担当这一角色时——比他本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即使他本人也曾试图为自己树立声望)。更确切地说，他一生中各个不同阶段的自述已经被以各种方式范式化(assimilated)，以强化那些或多或少经过授权的传记作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认为的我们应该了解关于他的“生平和思想”的观点。
    当然，由于马克思当时还在世，还在思考，还在写作，所以，以一种交织着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日常”语境来书写马克思是很恰当的。马克思本人也并非从一开始就知道他能成为后世语境中的“伟人”或“伟大思想家”。即使当他向假定的读者展示自己并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的视角与传记作家的视角也是不同的。他的视角是前瞻性的，以行动为导向；传记作家则以回顾性的眼光去看待一些“业已完成”和“被知晓”的事情。这些叙述都是一种措辞，既非偶然的日常的(因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已经结束的人生故事)，也非公共宣传性的自传式的(因为马克思的自我刻画也肯定如此)作品。
    本章根据上述分析对我们关于马克思的所想和所知进行了回顾和反思。然而，与其他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不同的是，本章是从马克思本人在生前是如何展现自己的生活开始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以“日常”视角对于自己的看法与传记作家所建构的“众多的马克思”之间存在的偏差。马克思论著的全球性流通和传播，也使得马克思在任意版本——包括真实的和想象的——中的形象(但是在各种常常不一致的“伟人”和“伟大思想家”的表象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在这里，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些“众多的马克思”，并在此基础上适当地顾及传记的“基础知识”，以便我们能够对马克思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和其他人是如何进行创作的)。这样，我们读到的关于马克思的内容和马克思的原著，以及我们现在对政治的看法，都可以在接下来的概念性章节中以一种很好的方式进行对话。
    一、马克思的自传式叙述之一
    马克思的第一次传记性自我塑造很少被传记作家和评论者注意到，然而，当29岁的他开始回顾自身，并出现在预期的公众视野中时，这一塑造在他的早期活动中标示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interesting point)。即使下文所阐述的自20世纪中叶以来的传记事实，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已经相当熟悉。但是，我所关注的马克思本人对于这些传记事实的看法，将给它们带来迥然不同的意义。这些传记事实既不是通往具有伟大意义的巨著之路的无足轻重的垫脚石，也不是被随意弃置、潜藏在档案馆里的哲学杰作。相反，它们是被马克思当作其职业生涯中作为一个初露头角的作家／活动家来推介自己——和他即将问世(并且是第一次独立撰写)的短篇著作——以及作为一个热衷于政治的欧洲知识分子的标记而被提及的。
    马克思1818年出生于莱茵兰地区的特里尔市(当时的普鲁士莱茵省)，在接受完传统的德国式“中学”教育后，进入波恩大学(同时也有一些不光彩的“学生时代”所经历的事件)学习法律，后来转到位于普鲁士首都的柏林大学(他在那里更为节制)。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所追求的(如果用20世纪的术语来说)依旧是一种被公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的议程和启蒙价值观，即对人民主权、差额选举、代表制和责任政府，以及在司法独立前提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的倡导。或者更确切地说，任何追求这一议程的人都是在严格的国家审查机制下，在反对宪法的君主专制主义和类似的宗教体制的敌对的政治氛围中这么做的。毫无疑问，这种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折射出(至少是)少数特里尔人所持有的价值观。在那里，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他父亲的朋友亦即马克思未来的岳父(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都是专业人士——他们自己也受到了一些怀疑和监视，以寻找可能的颠覆趋向。
    然而，这些权利和自由(从某种程度上说)仅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在宪政制度中确立起来的，因而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语境中，未被他早年的传记作家做适当的描绘。这是因为在20世纪初，权威人士和统治阶层对至少一部分民众参与代议制机构的强烈敌意已基本消失。但是，即使在改革派看来，在一战后的宪政体制中建立起来的权利和自由，在三月革命时期(1848年3月的西欧和中欧革命之前)的德国也远比50年后更激进。在马克思的早年时期，自由主义还远未受到当权者的重视，它本身也确实具有煽动性和叛逆性。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宗教一政治统治的政权来说，这是自几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以来连续地向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灾难性滑坡。事实上，1815年后复辟的普鲁士政权完全否认和压制了拿破仑对莱茵兰的占领和引入的共和党的原则和价值观，尽管在人们的记忆中，共和党机制的“那些日子”被一些人悄悄地尊崇为一种进步和“开明”的现代性引进。
    马克思拒绝追随他父亲的脚步去从事法律研究，而是转向哲学。他阅读了大量经典作家和已故的G．w．F．黑格尔(1770—1831)(黑格尔是当时中欧最著名的、最典型的德国现代哲学家)的著作。在23岁时，马克思提交了关于古希腊哲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给他从未上过的耶拿大学，并且随后放弃了在大学谋求教职的期望(由于政府对“革命的激进主义”和潜在的叛逆行为的敌视)。1842—1843年，马克思进入政治新闻行业。在当时普鲁士政府新闻审查制度还比较宽松的那一短暂时期，他为莱茵地区中产阶级(middle-class)的报纸，即《莱茵报》，撰写了许多揭发(政府)黑幕的新闻报道。这其中包括一系列关于莱茵省农业贫困状况的文章，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离婚法和类似的民事问题的社论，以及表面上是出于单纯的知识兴趣、实则是以政治为本位对各种“思想学派”展开批判的文章。由于该报纸的其他编辑和财政支持者失去了战斗的勇气，马克思成为《莱茵报》的主编，并“咬紧牙关”同持续不断的警察骚扰做斗争……
    P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