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穿堂风吹来,拂过门缝与墙缝。我大概知道风是从哪里来,可我就是没法走到那里去,没法上楼,因为这再也不是我们的房子了。这些房间成了大人为了保守秘密而禁止孩子进去的房间,仿佛不复存在。所以我只能坐在楼下,坐在这老旧破败的房子里,任飕飕的冷风吹得我脖子发凉。房子和风都已消失,寂静像液体一般渗透了这里的一切。
她一定很想亲眼看看我现在的样子——蜷缩在这脏兮兮的小酒馆阴暗的雅座里,除了我只有一台频闪的电视,还有个装成聋子的人在卖夜光迪士尼钥匙圈。酒馆前门上还有个洞,好像有人在那踹过一脚。透过那张不停掀动的透明塑料门帘,我看见几个小子,抽着烟在停车场里的一辆老越野车上玩得正带劲。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她倒不会真这么说出来,毕竟是有涵养的人,但她会用表情来说——她会略微挑起一边眉毛,轻微到你看不出来,然后微笑。
安娜总是认为我有一点儿不修边幅,可能永远不会改掉城市小孩的习性。我记得我曾给她讲过我父亲常常整个周六的下午都泡在博彩屋。她一脸困惑,然后自以为是地露出一丝笑容。因为她家没有一个人去过酒吧。我问她,圣诞节也没去过一次吗。没有,她回答说。他们可能会在午餐后喝一杯雪莉酒,但也就那样了,不会再有其他任何东西。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会去敲钟。
天色已晚,我都忘了太阳已被云遮住了。一辆汽车在外面轰响油门,车头灯仿佛监狱的探照灯一样照射着酒吧。我回到吧台前又点了一品脱啤酒。酒吧里的人都把目光转向我,但是我和他们没有任何眼神的交流,眼睛回避着所有人的注视,回避他们莫名其妙的点头。
一位身材魁梧的渔夫坐在酒吧的高凳上,面朝着门。他正讲着一个带点种族歧视的笑话:一个女人有了外遇,还扯下了一根阴毛。我记得在我离开学校后听过一次这个笑话,那是在伦敦东部的一个小巷子里,人们在那里倾销色情杂志和空可乐瓶。那些常客听到关键处都大笑起来,只有吧台侍女沉默无语,转身走开了。在她背后的墙上,贴着三张美女画像和配有外框的“9·11”之后的报纸。
“四镑十先令,亲爱的。”吧台侍女一边说,一边把啤酒放到了吧台上。我的双手在晃,在钱夹里一阵乱翻,然后把所有的零钱都抖落到吧台上。
“抱歉啊,”我说,“手头太紧。”
“我明白,”她应声答道,“这会儿外面冻死了。好吧,让我来。”她捡起吧台上的硬币,然后从我摊开的手中把剩余的钱点了出来,我就像一个靠领养老金生活的老者似的。
“就这样吧,”她说,“四镑十先令。”
“谢谢你。”我说道,有些不好意思。她笑了笑。她有着一副和蔼的面孔,这在这种地方是不常见的。
就在她俯下身打开洗碗机时,我从我的随身小酒瓶里喝了一大口伏特加。这比每次点那么一品脱酒容易多了。这说明你就是个酒鬼,别人会对你多加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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