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
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9年7月3日～8月25日）
参加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
  （1941年5月15日）
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
  （1943年1月26日）
主持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
  （1948年4月25日）
出席“九月会议”
  （1948年9月8～13日）
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5～13日）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1949年8月4日）
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
  （1949年9月21～30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
  （1949年10月1～20日）
参加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
  （1950年5月16日）
参加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
  （1950年12月8～21日）
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会议
  （1951年3月26日）
出席全国粮食工作会议
  （1953年10月10～13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27日）
参加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负责人大会
  （1957年3月18日）
参加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
  （1957年4月5日）
参加西安干部会议
  （1957年4月8日）
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1957年5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958年4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
  （1958年8月17～30日）
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
  （1960年10月1～22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的工作会议
  （1961年3月15～23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工作会议
  （1961年8月23日～9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62年5月11日）
主持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
  （1963年8月20～24日）
出席中共中央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
  （1975年3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1975年6月24日～7月15日）
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
  （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
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1977年8月8日）
出席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8年10月11日）
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
  （1978年10月22～29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12月13日）
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22日）
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会
  （1979年1月1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979年6月15日～7月2日）
出席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
  （1979年11月2日）
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1980年2月29日）
主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1981年6月27～29日）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2年9月1～11日）
出席《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1984年12月19日）
主持刘伯承的追悼会
  （1986年10月16日）
出席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1987年4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12月13日）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始以后，来自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212位负责人首先就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认识了“文革”的错误后，党中央和整个中国需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了。同年12月13日，经过前期的酝酿，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就此为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讲话共分四个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指出，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增强信心，加强团结。
    思想解放，是推动中国今后一切发展的前提。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任何人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此外，当时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
    在邓小平看来，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的规则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此外，人们还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他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怪现象就产生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
    邓小平说：“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1978年的中国，虽然打倒“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但经济管理体制、领导权力仍然过于集中，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等四个方面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邓小平提出，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以更多的自主权。当时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
    有了自主权，接下来就是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等个人的民主权利，从这点上必须加强法制。
    邓小平郑重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作‘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
    1975年，邓小平在推动全面整顿的时候，就提出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在管理上加强责任制。三年后，他仍然强调这个问题。当时，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
    在具体如何实施上，邓小平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2。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3。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先富带动后富的认知，在邓小平看来是为了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速地富裕起来。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
    邓小平还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号召全党重新学习。“文革”期间，全党的主要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邓小平认为，要搞好现代化建设，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指出，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要善于学习，要研究新问题。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P197-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