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
  （1943年11月10日）
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50年6月6日）
在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
  （1950年7月21日）
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1954年1月13日）
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1954年1月25日）
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的讲话
  （1960年3月25日）
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1961年10月23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冶金工业七年规划汇报时的讲话
  （1961年11月23日）
接见参加全国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1961年12月27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2月6日）
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2年7月7日）
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
  （1962年11月29日）
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1974年4月10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
  （1975年1月25日）
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1975年5月29日）
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结业见面会上的讲话
  （1975年7月4日）
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
  （1975年8月3日）
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1977年7月21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
  （1977年8月23日）
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77年12月28日）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978年3月18日）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78年4月22日）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78年6月2日）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
  （1979年3月30日）
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1979年10月4日）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80年1月16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80年3月12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80年12月25日）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
  （1981年6月2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1982年1月1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1982年4月10日）
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
  （1982年7月4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83年10月12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
  （1984年10月1日）
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
  （1984年11月1日）
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85年3月7日）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85年5月19日）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85年6月4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85年9月23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1986年1月17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1986年6月28日）
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1986年9月28日）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
  （1987年4月16日）
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
  （1988年10月24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冶金工业七年规划汇报时的讲话
    （1961年11月23日）
    1961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听取了冶金工业七年规划的汇报，其后他作了一番关于要大批提拔年轻技术干部的讲话。
    对年轻技术干部的需要，源自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后，想要振兴百业，于是便学习苏联的经验，准备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了有计划地迅速工业化，便制定了“五年计划”。从1953年到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年主要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
    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开始实施，到完成计划规定任务只用了四年时间，1956年就宣布提前完成。这一结果给当时的人们极大的信心。所以，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57年，超额完成任务量时，人民的生活便已经得到了较大改善，这也为新中国进入下一个“五年计划”打下了基础。
    然而，当进入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尝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甜头的人们，开始变得冒进。当时，党在经济建设上犯了“左”的错误，盲目地追求工业产品数量的增长，而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只凭着一番热血冒进。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大跃进”时期，看起来处处凯歌，却处处都埋下了危机。此时，“一五计划”的不足之处也显露了出来，即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生产步伐，继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61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带来的经济损失，再加上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到1960年夏季，在全国范围内，粮食供应前所未有地紧张。
    突出的民生问题，也凸显了当时各种工作中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这不由得让邓小平深思。自解放以来，培养出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人数并不少，但这些技术人员却没有发挥最大的作用。一方面是盲目地生产，一方面是人才的浪费。这种人才的浪费，其实也是在间接地推动盲目生产。邓小平觉得，要制止单有热血没有正确观念的工作现象，不能仅仅靠一道行政命令，让更多有学识的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和主观能动性，才能让他们在工作中发现命令的缺失，方可即时纠正错误。就此，他在听取冶金工业规划报告时，提出了他关于年轻技术干部的任用想法。
    对于技术人员的现状，邓小平首先表示了不满：“这几年来，我们对技术干部关心不够，对他们的使用有问题。有许多新生力量，能力未得到很好发挥。好多大学毕业生，工作了几年还当见习技术员，为什么不能大胆提拔当工程师？留学生回来后，使用得又怎样？我们再没有钱，也要把这批人提上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把年轻人提起来，放到重要岗位，管的业务宽了，见识就广了，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要重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世界上的科学家，成名的很多是在三十岁左右。现在再不重视培养提拔年轻人就晚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行了。”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仅仅是用心的问题，更是眼界的问题。如果这批有知识的年轻技术人员，没有到领导的位置，他们能做的也只是拧几个螺丝钉，画好几张设计图。对全局把握的缺失，让他们没有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就无法成为工业进程的枢纽，而仅仅是几颗螺丝钉。这种大材小用，人才的低效率化，必将放缓工业化进程，并让工业化进程多走弯路。
    他不满地说：“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浪费专业技术力量。绝大多数工厂的技术干部都有窝工现象。有些单位让他们去搞与专业技术无关的行政工作，还有的长期下放劳动或打杂。以后，对大学毕业生的使用，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专长。”
    技术干部为什么会“窝工”？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根本得不到重视。在重视政治超过重视技术的情况下，这些技术干部即便被放在了干部的岗位上，也没有发言的权力，久而久之，便懈怠了。
    就此，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要大量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并把他们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去。他说：“这次提拔工程师，不是个别的，有多少提多少。我看全国能够提拔几万个工程师。要经过精选、评议。提拔的条件主要是根据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共产党员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有的人可以破格提成工程师，不一定都要经过见习技术员、技术员再提为工程师。新提的工程师一切待遇都按照工程师的标准，无非一个人增加几十元工资。”
    这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方式，极为大胆。在当时极“左”思想严重的情况下，提出“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共产党员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的条件，可以说相当宽泛，这就为更多的技术人员提供了上升空间。而这种技术干部组成的宽泛性，其实也是在降低绝对权威的力量，希望能就此听到更多的声音。当然，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务实精神，让他更多地看重这些潜在技术干部们促进工业化进程的能力。
    这次讲话对技术人才，尤其是对冶金行业的技术人员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为这些工业产业中的骨干力量提供了一个可施展的平台，保证了工业产业中的技术力量。
    在邓小平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倡议下，学位条例起草工作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同志牵头负责，具体工作则以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为主，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几个有关部门参加，共同进行。
    这次学位条例起草工作，经历两次大的修改，分别于1961年11月和1963年10月上报中央。1963年年底，教育部接到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负责同志打来的电话说，学位条例草案已经邓小平同志审阅同意，并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传阅。当时大家感到非常振奋。
    后来，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又开始抬头并泛滥，搞学位被错误地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表现，未能进入国家立法程序，被束之高阁。但这次学位条例起草工作，和第一次林枫同志主持的学位条例起草工作，为以后重新起草学位条例提供了宝贵的工作经验。
    P39-43